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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观中的圣境
2015-12-22 13:1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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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的精彩不仅在于更为广阔的天地,也在于对某个微小领域的深度探索。因为专注,小到一间咖啡馆,也可以化为旅行的圣地,普通如几棵蔬菜,一样刷新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经验,令人惊喜不断。



旅途漫漫,由咖啡馆串联


20年来,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在世界各地走来走去,用坏了好几个相机,拖坏了更多的行李箱。“咖啡馆”是我旅行中一个固定关注的主题,我向往的不只是一杯喷香的褐色液体,更是一个个散落在世界各地、让我身心感到自由、欢愉的空间,那些撒着砂糖沫子的咖啡桌和刚刚饮尽、留下一个褐色杯底的咖啡杯,串联起旅行中最不可忘却的记忆。


融入一座城市的起居室

我离开玫瑰广场,沿着以萨河走向城市博物馆。一只天鹅在灰绿色的湍急河水里浮着,好像浮在咖啡上的一块奶油。路过一些开在街角的咖啡店,里面挤满了客人,慕尼黑传统的十月节(啤酒节)即将到来。我已经非常习惯且喜爱咖啡馆那种与一切若即若离的气氛,总是自由自在。

十年前我刚到德国时,在咖啡馆旁边走过,总有点伤心。那时的我十分神经质,总结今天,设计明天,琢磨后天,不知怎样才能“像一个欧洲人那样”在欧洲生活。我不希望只是做一个外国游客,也不希望做那些穿美国跑鞋、用日本相机的欧洲人,我的欧洲是从歌德、雨果到托马斯·曼加卡夫卡的欧洲,还有契诃夫和伍尔夫。我总觉得咖啡馆里正躲藏着那个我想要找到的老欧洲,但我又不敢轻易进去——咖啡馆像是一座城市中“自家人”的起居室,作为一个外来者,在里面总有一种误入别人家的不自在。

城市博物馆的咖啡室,是慕尼黑第一个让我感觉熟悉而且自在的咖啡馆。最初是《南德意志报》的一个记者领我去的,那天他背光坐在我对面,阳光猛烈地穿过他覆盖着卷曲短发的狭长头颅,令轮廓模糊,我看不清他脸上的神情,却奇异地感到一种安然。这个城市的咖啡馆就这样吱呀一声向我打开了它的门。

此次我是要和电台记者麦茨先生会面。之前他在电话里问:“在哪里碰头会让你觉得自在和舒服呢?”我说,肯定是城市博物馆咖啡室。他在电话那头笑了,原来那里是在慕尼黑的记者们经常去的地方。

麦茨笑着迎上来,瘦长,褐发,卷着衬衣袖子。我领着他向房间深处我心仪的座位走去,在吧台附近,一排高背椅的后面,有个紧贴护壁板的角落,靠到椅背上会觉得非常安全,这种感受在旅行中珍贵极了。靠在椅背上,面向对庭院微开的玻璃门,看得见一院子的绿树、阳光,往上看,是蓝得没有一丝云的南德的天空。

德语像陌生的水一样在室内漂浮,在这熟悉却语焉不详的声音里,我的思维出奇地活跃、欢快。在咖啡馆里进出的人,像突来的清风吹醒了我的灵感,它们像河里缺氧的大鱼奋力跃出水面那样,纷纷从混乱的思维深处跃出。在读《流动的圣节》时,满目满心都是海明威在巴黎的小咖啡馆里写小说的情形,现在我一动不动地坐在咖啡馆舒服的角落里,静悄悄地望着从心里跃出的那些念头,任它们为所欲为。我想,啊,海明威原来是经历了这个时刻,他去咖啡馆不光是为了省取暖费,应该说,远远不是。

在咖啡馆里自由自在地写一篇小说,这个念头如梦想一般藏在我心里,都不敢想它有实现的可能。

这个咖啡馆用它柔软的座位、新鲜的咖啡香拥抱了我,有一种亲切的感受。这亲切里也有着重逢故旧的感激吧?这曾让我感觉失落的大陆,是否也在渐渐成为我的精神故乡?

麦茨笑着说:“这里是许多记者赶稿子和采访的首选之地。”

那么,开动脑筋写作时,人的爱好是大同的,个体的感性先于概念与政治了。

我们谈到我在中国的生活,我一个又一个不停诞生又破掉的梦想,其间也说到中国刚刚成功发射的核武器,我说到了长崎。

麦茨突然感叹道:“中国人是这样浪漫的啊。”

我愣了一下。我们在东方总是思忖着浪漫的欧洲。

“是啊,我们就是这样浪漫的。”我说。不过浪漫来自于禁锢少年时代的漫长的玄思时光,遥望一方辽远碧空,茫然不知有未来那样的少年时光。



坐在罗马舞台剧的最前排

在罗马纳沃娜广场对着两座喷泉的地方,放满了咖啡桌和铁杆椅子,人们坐在那里,享受罗马最有名的古老广场、欧洲最迷人的意大利阳光、贝尼尼最出色的雕塑作品——四河喷泉发出的水声、全世界最正牌的卡布其诺咖啡,还有广场上形形色色的人流。所以露天咖啡座里的椅子差不多都是向外面排开,有点像电影院或剧场,男男女女把自己安顿下来以后,都会摸出太阳眼镜戴上,那样,就方便死盯着自己想看的人看。

纳沃娜广场是罗马的一个圣地,来罗马的人都要跑到这里来朝一次圣。在古罗马时代它是有名的竞技场,现在每年的意大利时装发布会都在这里举行,世界上最漂亮的模特,款款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然后全世界的时髦都跟在后面飞奔。从前男人在这里比肌肉,现在女人在这里比衣服。

游客常常一群一群地过来,从四周的小街口一进广场,就探头探脑,跃跃欲试。他们人手一本旅行指南,脖子上大多挂着日本相机(意大利本地人则喜欢用一次性的柯达相机,好像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一群美国学生被老师招呼着:“小心自己的书包!”于是有些人把书包移到胸前,鼓鼓的一大块。他们一定也被警告过意大利小偷的厉害,其实比起纽约来实在不算什么。他们总是大声地说话,全然没有外来者的害羞和小心。日本人则是小心地簇拥在旅行社的小三角旗下,脸上没什么表情,像东方人常在景点做的那样,站到那个合适的地方,找好一个角度,笑着,和不同的景物留影,照完相,拿起手里的小摄像机,对着广场慢慢地扫一圈,就准备离开了。西方人常常不能理解这种蜻蜓点水式的游览,觉得是对他们心爱的广场的轻慢,他们认为,要是真的喜欢,一定会留下来,喝点什么,静静地相处一会儿。可贪心的东方人更喜欢去尽可能多的城市,等回家以后,看着自己站在不同广场、不同喷泉前的照片计算:“这一次,我去了罗马,去了巴黎,去了伦敦,去了柏林,啊,还去了马德里呢。”那是占有了更多世界的感觉。

而罗马当地人,则气宇轩昂,把意大利皮鞋踩得噔噔直响,隔着老远就开始招呼人,将手直直地向前伸去,声音洪亮而起伏像在演歌剧。他们一点不怕被人盯着看,一派王者风度。这样的人进了咖啡座,就像来了一个戏班子,个个旁若无人,说话大声,声色俱佳。要是在德国,这样喧哗会被人痛骂,可这里是人家的地盘,严肃认真的德国人只能一声不吭地坐在一边拉长了脸,他们大概是一些希望安静地欣赏贝尼尼作品的人,最恨有人打断了自己的思考。

黄昏到来,咖啡座里挤满了人,一个老太太和一个老先生看着我笑,他们想拍一张合影。我接过老先生递来的相机,是一个老式的德国相机,全部手动,我爸爸也用这样的相机。照完相,他们找不到空桌子,我说可以和我共用,他们很高兴。然后我们说起了各自的来历,萍水相逢的人,坐在一起喝点什么,自有一种在心里惜缘的亲切感。他们是意大利南方的人,第一次来罗马,老太太说:“我真的幸运,我这一辈子看到了罗马。”知道我是从中国来的,他们都叫了起来:“好远!”然后拍着我的手背说:“真高兴见到你。”我也说是,佛教说要修五百年才得同船渡,我们这是修了多少年得来的缘分呢?可惜我不会用英文说这些,哪个词是“修”?哪个词是“缘”?只好也说高兴。



看岁月如何在咖啡桌前流逝

秋阳灿烂,在台北松山园区的古老庙宇,我烧了一炷平安香,起身离开时,望到门楣上写着两个字:解脱。经过那道古色古香的瓶门,心想,中国古代这种做成花瓶般的门,取的是平安的意思吧,想起家乡阴阳相隔的长辈,惦记着没有我的照顾,他们垂垂老矣的身体和心灵,在那端平安与否啊。

从庙宇出来,和同行的两个中年文学教授去旁边的咖啡馆避太阳。我们相识多年,但仍是开会时候才见面,若不是躲太阳,也不会一起去咖啡馆。

在咖啡桌上聊起新读的书,新喜欢上的晓芳窑,新做的事。中年人不得不说到自己的孩子,如何长大了,如何自立了,以及在孩子离开家求学时自己尝到的人生甘苦。然后就说到了已经老去的父母,爸爸妈妈如何地离去。谈不上多熟悉的人,坐在对面,突然就一一红了眼眶,然后,满脸泪。爸爸妈妈都离去了,可是没忘记。

咖啡馆的桌前,年轻人在一起,峰回路转,总要说到爱情。在异乡咖啡馆那长满绿萝的角落里,只要看到年轻的脸上那样按捺着兴奋与犹疑的脸色,就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了。那样的脸色让我想起自己年轻时那些总也说不够的时候。

如今我在桌前,将一张雪白的纸巾轻轻推向满脸泪的教授,他心中的怀念好像灯光一样照亮了我的怀念。我的眼泪也在打转,就像年轻时与人分享爱情的酸甜时,脸上的笑意。

想到自己年轻时,也曾看到几个中年人相聚,两眼红红的尽是眼泪的情形。那时只觉得这样在人前哭泣,真的不体面呢。那时我以为人年长起来,就应该越来越体面、平静,越来越石佛。现在知道不是这样的。

现在算是知道那些中年人在一起,到底峰回路转说些什么了。原来他们不说爱情的欢喜与悲伤,他们有更长久切肤的爱与更深和绝望的悲伤要说。现在要是为了失恋而痛不欲生,好像就觉得轻了些,好像冬天的棉被有点分量才觉得实在那样。中年原来有这样的重量,与对重量的需求。



帝国饮品的价值观

去伊斯坦布尔之前,我只是辗转拿到了“君子们”咖啡馆的地址,在老城区,离苏里曼尼清真寺不远。那个土耳其文的地址,由于不理解单词的意思,显得非常不真实。

在欧洲旅行了20年,我记不得曾在多少家有名的咖啡馆逗留过,见到古老的咖啡馆,我都要去探望,维也纳的,巴黎的,威尼斯的,这三个城市里18世纪开设的咖啡馆,号称是欧洲咖啡馆的祖先。这么多年下来,我以为自己对咖啡馆的源流,好像高中的历史课代表对世界史一般简单明确,然而,直到要去伊斯坦布尔,我才了解到,伊斯坦布尔不仅是咖啡走出非洲的第一站,它还将一种神秘的药用剂变成了大众饮料,使得咖啡走向欧洲和全世界,而且,这座曾经的帝国皇城16世纪就有了公共咖啡馆,比欧洲早了两个世纪。我要去的那家叫“君子们”的咖啡馆,据说还留着地道的奥斯曼情调。

16世纪的奥斯曼咖啡馆,叫做读书房,因为人们去咖啡馆通常只会做两件事:喝咖啡,读书或者论道。咖啡馆里总有足够的书籍让人阅读,这里是一个产生思想并交流它们的地方,所以,除了“帝国饮品”,奥斯曼咖啡还有一个别称,叫“思想家的牛奶”。那时,咖啡馆是一个肃穆高尚的公共场所,是君子们去的地方,如今的“君子们”咖啡馆,是以名字来表示纪念吧。

君子们咖啡馆的入口是一个小小的古老墓地,夏末黄昏灿烂的光线里,菩提树下古老的圆柱墓碑上方,雕刻着一卷象征着知识者的包头巾。奥斯曼帝国时代的伊斯兰知识分子,常追随他们的穆圣,穿阿拉伯长袍,并缠包头巾,他们去世后,墓碑上也允许刻上包头巾作为荣誉。

咖啡馆里坐满了人,大多抽着水烟。据说水烟来自印度,它的土耳其名字是个波斯单词——椰子,因为印度人最早用椰子壳里的椰汁当水,抽起来满室甜香。如书上所说的那样,在奥斯曼帝国的末年,咖啡馆里开始有人抽印度椰子烟,喝咖啡与抽水烟渐渐联系在一起,成为奥斯曼咖啡馆里的特殊景象。我也抽了水烟,小心翼翼地,它看起来非常柔和无害,而且加了苹果,有种清新的香味,但实际上会令人醉烟。

院子里靠墙的大铁炉上,排列着七八只热气腾腾的小黄铜咖啡壶,当里面的深棕色糊状液体开始咕嘟咕嘟冒出泡泡,伙计就抓住长柄拿下来,倒进咖啡杯里。我要的是微甜的口味,他事先在杯子里加了糖。许多当地人并不喝咖啡,而是喝土耳其红茶,用一种古色古香的玻璃杯子。土耳其语里的茶,用的是汉语发音:CHA。在奥斯曼末年,人们开始改变口味,更多喝茶而不是咖啡,但却没人知道这种口味的改变与帝国颓败之间的联系。

咖啡馆同时提供一小杯清水,可以先用它漱清口腔,令味蕾更清爽警醒。这个传统后来也跟去了意大利,意大利的古典咖啡馆至今仍用小银托盘给客人送咖啡,加一小杯清水。不过,游客们多半是在喝完咖啡后,用水来清除口腔里残存的咖啡细末。喝惯了过滤咖啡的话,土耳其有渣咖啡的这些细末会让人感觉好像吃了生面粉一样。

我旁边座位上的年轻女人正在专心用咖啡渣算命,她的同伴面色严肃地观望着。她们后来也仔细查看了我杯子里的残渣,在斑驳的咖啡渣子里认出一颗心、数字57,和一根正在离去的魔鬼的尾巴,然后我们就对它们所显示出来的一个东方人遥远的命运展开了热烈讨论。书中记载,穆斯林并不喜欢用咖啡渣算命,这是女人们在家里玩的游戏,最初是老宫殿里的侍女们假借命运而方便说出一些想法。一位穆斯林青年断然否认用咖啡渣算命是土耳其咖啡馆的传统,他说,在18世纪奥斯曼衰弱以前,咖啡馆是充满思想的地方,人们可以在那里热烈地讨论《古兰经》,但不可能违反伊斯兰传统,在这样的公共场所里算命。

环视四周,这里如今看不到一本书了。是的,有人沉思,有人的脸被苹果手机的显示屏照亮,有人专注于水烟在口腔粘膜上留下的微麻,没有一个人在看书。

这就是如今的伊斯坦布尔咖啡馆,一间为追忆古代的君子们,却不得已地展示了奥斯曼末年情调的咖啡馆。土耳其咖啡不是想象中如意大利浓缩咖啡那般浓烈,由于没有牛奶,它也不够香甜柔和,准备好接受爆炸般重口味的舌头失望地在充满细末的咖啡里摆动着,好在它的确是滚烫的。我想起玛奇朵咖啡(Macchiato)。玛奇朵这个词的意思,是“被牛奶污染了的咖啡”,玛奇朵故乡的咖啡的确烘焙出了猛烈的奇香,需要牛奶来综合调制出它的美味,但是想必,这样的形容是来自土耳其的咖啡价值观。土耳其咖啡是不需要牛奶的,只是我一时不能适应它的口味,甚至它的分量。在满嘴都是渣的时候,我心中还在疑惑:“喝完了?”



【CNT对话】

在不同的地方旅行,会怎样选择咖啡馆? 

对独自旅行的人来说,咖啡馆是一个临时停靠的港湾。我会在旅途中寻找各种各样的咖啡馆停留,我的选择标准,一是咖啡的确做得好,有香醇的味道;还有就是咖啡馆的布置、氛围与我的心情契合,有一个我喜欢的座位。我通常会先在门口站一会儿,寻找心怡的位置,再决定要在那里坐上多久。


最近在旅途中是否遇到过比较特别的咖啡馆?

维也纳有一家历史超过百年的咖啡馆,店主夫妇经历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灭亡,在帝国分崩离析、令人沮丧的岁月中,一直坚持营业。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店主夫人已经垂垂老矣,但还在尽力照顾每一个客人,看到我的东方面孔,她特别走过来说:咖啡先等一下,我们的栗子蛋糕马上就要烤好了,要和咖啡搭配在一起享用,味道很独特。前段时间我第四次去的时候,发现老夫人已经过世,咖啡馆由她的儿子接手,似乎一切如旧,我也要了同样的蛋糕与咖啡,但那种独特的气氛却没有了,老顾客都说:咖啡馆的魂不在了。


对于喜欢探访咖啡馆的旅行者有何建议?

每个人的体验都和自己的心情、视角有关系,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指出的,静下心来体会,一定会遇见令自己难忘的地方。唯独一点,在咖啡馆尽量不要拍摄照片,同时尽量控制自己的音量,以免影响到别人,不管是否有意,发出噪声或者使用闪光灯都是很粗鲁的表现。




光影背后的奇妙旅程


作为一名剧照摄影师,13年来,记不清自己跟着剧组走过多少地方,也搞不清路程总共有多长,我始终游走在电视剧和电影幕后的方寸之地,在灯光、布景之间,在各种人物的喜怒哀乐之间按下快门,在戏梦人生中抓取一帧帧难忘的时光记忆。



夹缝中生存

肩膀上被重重拍了一下,我回头,看到一张因愤怒而拉长的男人的脸,原来是组里的录音师。我笑着点点头:“我是新来的剧照……”他打断了我:“知道,我要给你讲讲规矩。”

“同期录音懂不懂?”

“现场不能出声知道吗?”

“你的快门声音太大了知道吗?”

“真是想什么时候拍就什么时候拍啊?”

“你只能在演员说词儿的时候,掐两句话之间的空当按快门。演员说话你在那儿咔嚓咔嚓,我听得清清楚楚,后期都没法剪掉。”

我根本插不上话,只感觉热血上涌,脑子有点发蒙。

那是2001年,我第一次进剧组。原以为只要懂得怎么抓拍到最佳瞬间就能圆满完成任务,后来才发现现场拍摄是个大问题——快门声不能干扰录音,这意味着在演员有对白、有状态、情绪有对抗的最佳时机,我只能端着相机干看着,直到演员沉默不语的时候才能按下快门。学摄影学的就是如何拍到最有力的瞬间,错失最好状态是多么令人沮丧啊!后来我只能在导演喊停、演员片刻休息的时候跑过去,求他们再重复一下刚才的某个动作,“让我拍一张剧照吧。”

在剧组中,剧照师属于“夹缝中生存”,演员的视线都会先给摄像机,尤其是双机位甚至多机位拍摄的时候,现场还有灯光、挡光板、录音等各种工作人员,留给剧照师的空间几乎为零。在胶片时代,感光度最高到ISO 400的胶卷,对付拍摄现场的弱光环境根本没戏,那时我总是抱着三脚架在人缝间钻来钻去,一天下来累得要命,之后还要等胶卷洗印出来拿给制片和导演看,能不能用由他们决定。那会儿我觉得拍剧照技术一定得超牛,才能保证在短时间里拍出能用的照片。

后来我听说外国摄影师有一个隔音盒,可以解决快门声音的问题,但当时国内买不到,而且一个盒子就要好几万元,于是我就自己用棉花、布条把相机五花大绑起来,虽然很土很奇葩,但确实降低了咔嚓声。


大团队和小人物

我曾跟随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剧组拍摄剧照,10个月里几乎跑遍了中国的天南海北。

8月中旬在甘肃敦煌开机,拍摄地点离市区很远,每天要往返五六百公里。敦煌多是山地,海拔从800多米到3000多米不等,温差特别大,白天热的时候光着膀子,到了晚上必须穿棉袄。敦煌的路难走,剧组的车队从哪儿过,哪儿就烟尘滚滚,俨然成了当时的一景。

后来我们去了嘉峪关,那里城楼、敌台和垛口保存完好,关内侧向北就是戈壁滩,尽显天地间的苍茫辽阔,加上黄尘古道,传统的中国武侠总是离不了这个味儿。

11月底,在横店集中拍摄“秦王宫”。这个“秦王宫“是1997年陈凯歌导演拍《荆轲刺秦王》的时候建的,宫殿雄伟,回廊精致。我站在城墙上,静静地看着对面硕大的王宫大殿,有几个小小的身影,身着古代侍从的衣饰,低头匆匆而过,一阵风吹来,我忽然领略到几千年前,秦始皇吞六国、统天下、令四海归一的那种冠绝古今的霸气。

多年来,我就这么马不停蹄地跑,在各种银幕背后穿梭。我遇到过超级严格有序的庞大的工作团队:所有部门在每个环节上合作的紧密程度让人难以置信,整个队伍只有一个目标——干到最好为止。我也遇到过不少顶级的“小人物”,比如场务、道具、录音师,他们不像导演和演员那样备受关注,总是被淹没在剧组熙攘的人群中。我为电影《玉观音》拍摄剧照的时候,录音师黑子提前对剧本进行了细致分析,剧中需要一段诵经的声音,为此他专门跑到藏区的喇嘛庙和北京的雍和宫去录制喇嘛诵经,我问他为什么要跑那么多不同的地方,他呵呵一乐:“小寺庙里的和尚念经比较单纯,大寺庙里的声音更庄重一些,人数不同、环境不同,声音的立体感也不同。”他把这些声音素材一一准备好,然后在人物背景中切换,“虽然只是个背景声音,但会有不同的层次感,每次出现也都表达了不同的情绪在里边。”这个小录音师十分执着,对自己助理的要求也细致入微,比如:每天录音结束,往回收录音线的时候,需要绕多大一圈,是正绕还是反绕。我觉得这无足轻重,但他告诉我,这叫好莱坞绕线法,这样做才能保证下次打开的时候线不会打结,只有保证细节的有序和严谨,器材才会发挥出最佳效果。


剧照师的“战场”

剧组的拍摄安排十分紧张,如同“车轮战”。我凌晨起床,看当天的通告,看摄制组今天会去什么地方,拍几场戏,提前做好准备。拍摄的时间、地点都很不规律,有时要赶夜戏,有时会从下午一直拍到第二天天亮;常常这厢刚刚收起相机,来不及休整,就跟着剧组的面包车一路高速杀到下一个拍摄地,赶路的时间就用来补觉。拍摄现场的节奏基本可以用盒饭来间隔:吃完盒饭就拍,拍完再吃盒饭。

盒饭总是相似的,但不同的拍摄体验总能让我兴奋。在金马奖获奖电视剧《彼岸》剧组拍摄时,我体会到了“战地摄影师”的滋味。男主角周渝民的一场战争爆破戏相当有挑战性,为了拍摄效果更逼真,我匍匐在距离周渝民很近的地方,开拍前导演还特意追问我到底行不行,说这回炸点的威力特别强,我想既然演员离那么近都行,我就更没问题了。开机,随着轰隆一声巨响,无数石块朝我飞来,砰地一声,镜头遮光罩被撞飞,我脸上、背上,甚至耳朵眼里都是炸药炸飞的土,半边身子已埋进土里。但我总算拍到了一张极具视觉冲击力的剧照,迎面飞来的石头都被拍进去了。心有余悸地从土里爬出来,我想起战地摄影师卡帕的那句名言:“如果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亲身经历过,才知道这句话的分量,而无数战地摄影师的拍摄环境要比这恶劣百倍。


抓住最好的瞬间

我的不少经典剧照都是在片场外拍摄的。这就好像旅途中,最好看的东西往往在“景点”之外,只是很多人不善于发现。

比如柳云龙拍摄电视剧《血色迷雾》时,有一次现场要调度几百名群众演员,柳云龙拿着两把道具枪在旁边默默等待,人还沉浸在剧情中,我从远处看到,快步走到合适的位置,迅速拍摄了三张照片,后来被用在这个电视剧的海报中。近几年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以至于导演会来问我,他看拍摄素材时没找到这个镜头,我告诉他那是我趁拍摄间歇抓拍到的一个瞬间。很多被大家忽略的过程,却因为真实、自然而显得更加美好。

影视圈在外人眼里是纷繁复杂的,但我混迹其间十几年,最深的感悟就是,单纯是一种王道,想法不要太复杂,尽量用单纯的眼光去看待事情;做一件事,当你够单纯时,你的东西才足够深刻,单纯不是简单,单纯是最珍贵的。



【CNT对话】

幕后拍摄有机会看到很多精彩瞬间,最难忘的是什么?

拍电影是一个与众人合作的过程,在幕后会遇到很多人,除了明星、名导,更多是一些普通而努力的人。我通常会在拍摄结束后送一些工作照给朝夕相处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开心,觉得自己被人看到了,得到了肯定。

我在上海遇到过一个场工,场务工作很杂、很累,每天就是打扫卫生、搬搬抬抬,但他总是高高兴兴的,人也聪明,爱动脑子。多年后又在片场遇到他,已经做了场务组长,带领着一帮兄弟。我们发现彼此都在成长,这种感慨很让我难忘。



【旅行推荐】

那些有味道的影视城

敦煌影视城

1987年,中日合拍大型历史故事片《敦煌》,以宋代《清明上河图》为蓝本,参考中国古代建筑风格精心设计、建造了这座影视城。它位于大漠戈壁上,建筑面积1.27万平方米,融千年西域民俗于一体,如今已经破败,去拍戏的人也很少,但我很喜欢那里的味道。


上海车墩影视基地

这里基本覆盖了20世纪30年代老上海的视觉景观,比如:老租界英、法、德、西班牙等国家的风格建筑,实景的“南京路”、“苏州河”、“外白渡桥”,布景的“南方街道”,照片拍出来很漂亮。可以坐黄包车到处逛逛,有轨电车会叮叮当当地从你身边慢慢开过去。“南京路”是一个重要的拍摄场地,两边都是亨得利钟表店、张小泉剪刀、王星记扇庄这样的老字号。


浙江横店影视基地

横店从起初山沟里的一个小镇变身为影视基地,随着影视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整日热闹,很多经典电影都是在这里拍摄的,可以看到复制的故宫、秦王宫和清明上河图的场景,还能遇到很多明星。




万物有灵,蔬菜亦然


初夏,买了十几斤豌豆,一个人安安静静坐在那儿剥了两天的壳,用铁丝把新鲜豌豆穿成串儿做了条裙子,自拍了一张照片,起名《豌豆选美》。那是我用蔬菜完成的第一张作品。后来,我开始用一把菜刀、几颗菜在2米的桌子上拼接出各国的经典名画,通过女性的想象力去巡游宏大的艺术世界。

 


欢乐的菜市场

如果说艺术创作也算一种旅程的话,我的这段旅程是从十年前开始的——自由创作,离开公司,失去固定收入,新的作品还未完成,未来在哪儿不可预知……那段时间我也曾经以旅行为乐,不同的旅途帮助我从定式中走出,得到新的刺激,温度的变化,语言的陌生,让人调动全身器官去努力适应周围的环境,全身的电流再次被激活。12月从北京去三亚,飞了3小时就由冬入夏,如同行走在真实的梦境中。

但我很快找到了另一种“真实梦境”,它不在遥远的他乡,就在我熟悉的菜市场。

用蔬菜再造经典名画的缘起,是我发现中国人接触西方经典名画原作的机会不多,即便去到国外的美术馆,多半也是匆匆浏览,印象不深,而日常所见到的名画印刷品就是一个不真切的影子。我想放大这一现状,以蔬菜比拟现实世界的众生,让蔬菜去演绎普通人对经典的渴望。

别的艺术家创作前是逛美术材料店,我则经常装扮成家庭妇女,悠闲地溜去各种菜市场,以严肃的态度寻欢作乐。从四川老家到北京,或者旅行到韩国等地,我最熟的地方就是菜市场。我常常在各个摊位前徘徊,拿起来看看,琢磨琢磨又放下,考虑把它们移接、偷换到哪个位置上更有趣。品种繁多的菜,是演员,也是道具,它们形状、颜色各异,新鲜的、蔫了的、枯干的、腌过的、煮过的、炸过的、炒过的……样子都不一样,排列组合就能得到很多图像资源。四川的菜通常比北方的个子小,但更水灵,用在画作中显得灵动。比如莴笋,北京莴笋粗壮,很有力量感,四川的莴笋则更清脆,就像北方人和南方人一样,存在着体量和感觉上的区别。



再造西方经典

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一幅世界名画?我相信,世界只是我所理解的世界,不是别的。

我再造西方名画的首次尝试,是将法国浪漫主义画家德拉克罗瓦的《自由引导人民》改造为《自由引导蔬菜》:以煎鸡蛋般滋滋冒泡的炮火硝烟为背景,有着洋葱乳房的自由女神,身披豆腐皮裙,左手抓着大葱抢,右手高举木耳旗帜,召唤一众“菜民”前进——红薯小兵瞪着两只莫名其妙的小圆眼睛,右手举了一片耷拉下来的油菜叶,他是否了解往前冲的意义?土豆头士兵们表情不一,未加修饰却富有表现力;地上躺着的冬瓜士兵的尸体,流出一片小西红柿的血液;成堆烂菜叶构成一片狼籍的战场……普普通通的蔬菜们让这幅传世名画变得新鲜而有趣。

在《梵高自画像》的创作中,我发现中国的韭菜段与梵高狂野的笔法类似——那时的梵高“希望能画出男人和女人那些永恒不灭的东西,别人常用光晕来象征它,他则试图通过色彩的真实颤动和闪烁来传达它。”我利用韭菜从白到绿的变化展现梵高独有的笔触、色彩,用韭菜根部的白色体现画面中的一笔亮色。这幅自画像的原作是蓝色背景,但用韭菜绿做背景也不觉突兀,蔬菜里没有蓝色,材料本身的特征也造就了这次创作的特殊面貌。

那段时间,工作室里到处是我从各个菜场搬回来的蔬菜、食材,有邻居来串门,只见屋中一片昏暗,打着摄影灯,桌上摆了一大堆菜,硕大的莲藕好似人腿……而我因为刚开始这种新的尝试,被人撞见还怪不好意思的,显出一副不知所措、神经兮兮的样子。

用蔬菜演绎名画,也是我再次认识这些画作的过程。西方经典油画多数故事性比较强,画面有透视感,色彩丰富微妙,需要小心斟酌。而蔬菜们也都有自己的形状、颜色,某一棵菜的造型刚好可以比拟名画的某个局部,然后就像拼图一样将各个局部拼接起来。最难的是人物脸部的刻画。比如《菜谱教授的解剖课》(缘自伦勃朗《杜普教授的解剖课》),我纯粹利用大头菜本身的凹凸感去体现西方人的脸:秃顶,高额头,凹陷的双眼,大鼻子,胡须,并未人工去画眼睛鼻子嘴巴,找好角度,再利用光线产生的阴影,一颗大头菜就变成西方老教授了。

当然,这种完美的遇见并不容易,需要在各种菜市场不断寻觅。



给中国画创造点乐子

和西方绘画相比,中国绘画讲究抽象的意蕴,通常是白背景,没有景深,画面较扁平,只能看到一个鲜明的主体形象,没有故事,没有场景,没有“近大远小”,表现的难度很大。

但我想其中一定有可以发挥的空间,起初感觉到的局限,还是因为想象力不够。

我尝试制作了名为《4薯5斤》(《四书五经》)的孔子像,用的是非常中国的食材——馒头、大饼。儒家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老夫子的至理名言深入人心,就像大饼、馒头一样平常,谁也离不开,质朴的食材恰能与之搭调。

关于中国传统门神的创作,灵感也来源于餐桌。吃着吃着饭,想起国人一直以来都提倡多吃蔬菜,以补充丰富的维生素,增强免疫力,驱除邪病,而门神正是民间用以驱邪辟鬼保平安的保护神之一,除夕时贴门神的传统,也表达了辟邪除灾、迎祥纳福的美好愿望。用蔬菜制作门神画像,也代表了对健康的祈愿:秦琼伸出手,给你来上3根黄瓜,用一种很萌的方式提醒你注意摄取蔬菜的营养。

表现中西方绘画时,食材的选择也不完全一样,比如将伦勃朗的油画原作再现为《菜谱教授的解剖课》时,我会用几只老姜拼接成人物的手指,表现粗糙的皮肤、沧桑的皱纹,而中国画中的人物,无论男女,手都是绵软细腻的,用青葱才恰如其分。

最近我从北京回到四川老家,用故乡熟悉、亲切的食材来创作中国传统花鸟画,传达一种轻快的小心绪。下午4点,阳光照在户外板车拉的蔬菜上,紫色叶面呈现出温暖的色调,色彩饱和度很高,使周围的一切显得不太真实,时光仿佛就在这一刻静止。我总会沉醉于这种细碎时刻的美,而这棵菜是多少钱,好不好吃,可不可用,皆可暂时忽略不计。



TIPS:

像艺术家一样观看寻常景物

1、菜市场的大俗大雅之美

万物皆有灵,每一颗菜,每一个人,每一秒钟,细究起来都意趣非凡。菜市场在我看来是个非常美的地方,即使最普遍的白菜也可以变得媚惑、性感。我曾经做了一系列尝试,改变白菜的浅绿色,让它在灯光下呈现油画色,或者放在水里呈现透明感,逆光的,顺光的,侧光的,冷暖光线混合,最终拼凑成一张玛丽莲梦露的性感照片。蔬菜不只有那些老套模样,善于在普通的行走中发挥想象力,就不会有千篇一律的无聊感。


2、狗尾草也可摇身一变

我曾在韩国釜山待过一个月,当时正是夏天,我的住处在半山腰,上山下山会经过树林与草地,有许多的狗尾草,几天就能采集一大袋,编织成一件衣服,作为装置作品,追忆自己童年在野地里玩得遍身伤痕的记忆,同时告诉大家,去追求梦想,不用怕跌倒。那个夏天,我每天与狗尾草们打交道,简单而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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