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三味 中国国家旅游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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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三味
2015-12-24 11: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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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钧”可能是一把没有存在过的剑,传说中,它由越国大匠欧冶子所铸,在天神的卫护下出世。相剑师薛烛一见到它,就对拥有纯钧的越王说:即使有人拿城池来交换,也不可把纯钧换与他,因为世上再没有纯钧。纯钧出世的地方,就在如今的绍兴。

从古越国开始,绍兴的历史绵延不断,后来成为人文精神汇聚之地,各代文人辈出。在这些历史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他们对于突破命运的试探与成就,他们的努力,犹如纯钧之美已经超越一件武器的范畴,他们得以在对个人局限的观察与反思中进入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这些往事,珍藏于绍兴的土地上,如今的市井间、石桥畔、熙来攘往的人群中,都可以寻到它们的踪迹。



寻找“纯钧”:进入越绝之地


春秋时期的越国,核心区域就在绍兴一带。越地的历史,被东汉一位不知名字的人演绎,编成一本《越绝书》。“越”就是越国,“绝”是什么?“绝”是不知名字的作者对勾践的赞美:他说勾践抑强扶弱,取舍以道,诚在于内,威发于外,实在是空前绝后,所以称“绝”。进入越绝之地,就是进入勾践那个时代。《越绝书》的作者刻意塑造了勾践的形象,就是想为勾践这个模糊的人物镀上一层“秩序之美”。 


为何出发

在夜的半梦半醒中,我脑子里突然出现一句话,醒来想,该去绍兴了。

这句话我决不肯去翻译它:

“观其文,如列星之芒;观其光,如水之溢塘;观其色,涣如冰将释,见日之光。”

这是在形容看一样东西。这句话的孤绝与灿烂之美,即使见惯了诗或史的人也不能不喟叹。可是,我始终理解不了它形容的那件东西。

那是一件武器,一柄绝世之剑:纯钧。

有个人曾经看过一眼纯钧,然后对拥有它的人说,即使别人以城池来交换,你也不可换与他,造纯钧的赤堇山已经闭合、若耶溪水深不可测,卫护它出世的天神已经离开,造它的人也已经死了,所以即使有装满全城的黄金、堆满河流的珍珠,尚且不能换这样一件宝物,有人用城池来换,还用说吗?说这话的人是春秋时候的一位相剑师,薛烛。

在见到纯钧之前,薛烛已经在越王那里看到三把举世名剑,都没有打动他。一见纯钧,他大惊失色,那句奇崛的形容之语就留了下来。

三年前,我为纯钧写过一篇文章,取了个名字,叫作《在自由与壮烈之间》。当时的主编认为我没有理解自己写的内容,不予采纳,而我少年意气,出于自由的考虑,就壮烈辞了职。可是一直到今天,我都知道她说得没有错,我的确不理解纯钧。

剑要见血,薛烛却将一柄剑形容有艳若君子之美,如此矛盾交错,我一定遗漏了什么——在“自由”与“壮烈”之外,还有一个空我没填,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么就去纯钧出世的地方看一看。



寻找龙山

站在绍兴的街上时,除了刚刚在街角的烟酒小店买了一张地图,我还没做任何功课。天气阴沉,但并未下雨,我仔细看了一下地图,想确定一下方位。街道的名称中可以看到几个很有特点的系统:许多大道叫“人民路”“解放路”,这来自一个现代的、很熟悉的话语系统;左上角有一片街区,名字有“府横街”“小校场”“史狱祠沿”,用的是明清时候的老政府系统的名字;一小片街区,用的是“菩提弄”“大乘弄”“小禅法弄”这样来自佛教传统的名字;还有遍布全市的小街巷,“仓桥直街”“汲水弄”“寺池街”“孟家桥河沿”,全都是小桥小河一类的街名。一张地图就透了五六分绍兴城的底子,看来是个不错的开始。

右下角有一个小山,标了“龙山”两个字。突然想起明末的文人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里说,家中富庶,某个年节时,将整座龙山用灯点亮,娱乐游人,我便起心想去看看。地图上,“龙山”二字旁边,还标了一个地点,写着“祁彪佳墓”,这“祁彪佳”三个字看着实在眼熟,终于想起来,是张岱提到的一个好友,那么这龙山是必去了。

可是出租车司机很疑惑,说,没有龙山呀?于是,我被司机按地图扔在了一个大学门口。对于一个不做功课的旅行者来说,实在不算很稀奇。找不到龙山也没什么,在来之前,我便知道,这是一场没有目的的漫游,因为“纯钧”也许从来没在世上出现过。

纯钧出现的时代,就是“古越龙山”提到的古越国。我觉得用“古”这个字有点突兀,与夏商相比,春秋战国已经进入信史时代,实在不算很古老。可是,如果翻一下《越绝书》会发现,这本直接记载越国历史的史书,肯定不是信史——与其叫做《越绝书》,不如叫《越王勾践报仇雪恨的故事》。在《左传》那样的信史中,如果推脱不掉记载一点离奇的事情,也只是简洁所至,比如说人们见到了神,就用“神至”二字,决不肯铺衍过多。《越绝书》里有许多不能在历史上论证的内容,薛烛看到纯钧就是其中一件事,因为薛烛的夸赞太夸张了,天神怎么能护卫一把剑的出世呢?即使真有此事,严谨的史家也会在笔下屏蔽掉一大半的。

我找了个公交车往回返。座位旁坐了一个中年女人,她掏出电话打了很久,绍兴话我听得很是糊涂,大约与什么生意相关,聒噪的声音让我恨不得耳朵变个毯子把自己裹起来。绍兴话不算好听,气足但音短,显得既不雅致,也不柔和。年轻女孩子的音色还有旖旎之态;年纪稍长,若不加收敛,就会刺耳一些。突然想起鲁迅当年见着的“两脚圆规”,他那么刻薄地讲女人,大概与这种方言不无关系。

车窗外,路边一片片明黄色的油菜花一闪而过。我只是给自己找了个借口,来看一个正值花开的江南小城罢了。



越王与剑

我跨入一个空空的大殿,还没适应昏暗的光线,一抬头,就被来自墙上的一道目光罩住——正正地有个人踞坐在右边墙上的壁画中央,极艳丽,极巨大,目光却极阴沉。我好像被剑气扫了一下,心里一冷,没想到以这种方式见到勾践。

大殿外,院落很大,安静无人,草木葱茏温润,连大石狮子身上都浮一层青苔。角落有个石碑,终于有“古越龙山”四个字。原来市区里的府山就是我要找的“龙山”,这个院落是府山前的越王台。一个柔媚温和的小城,明代却有人用一句很不相干的话形容:“绍兴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这句话后来被鲁迅引用,流传开来。咬牙切齿的“报仇雪恨”四个字,就来自此刻正笼罩住我的越王勾践。 

说绍兴是“报仇雪恨之乡”,其实是说勾践的性情与经历奠定了一个地域的气质,这显得稍有夸张,可是,他一定刻画出此地在一个时代的气质。

看《越绝书》,我总被字里行间那种紧张感所压迫,有种不得喘息的感觉。吴越战争中,越国失利,勾践被困在会稽山,向吴王夫差求和。吴王夫差没听大夫伍子胥的劝阻,既没灭掉越国,也没杀掉勾践,而是让勾践去吴国做人质。勾践在做人质的三年里,放马看坟,在吴王生病时尝他的粪便以诊病,终于赢得信任,回到越国。这个人内心的仇恨与危机感从此紧紧笼罩了越之地。

越王台旁边就是绍兴博物馆,我顺便进去走了一圈。馆里的展品不多,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些战国时代的铁质农具,不论器型还是细节,都比北方同时期许多农具要精细得多。越地的冶金技术确实极好,不过,所有这些工具加起来,都抵不过越地出产的一样东西:越王剑。许多地方都出土过“越王剑”,那应该是一个时代里的越地匠人铸剑的习俗——以“越王剑”来命名自己铸造的宝剑。一定是他们对金属的理解达到无与伦比的地步,才能造出今天依然让人惊讶的剑。大匠欧冶子,是这群人中有如神助的一个天才,就是他造出了传说中的“纯钧”。

博物馆后面,府山很小,张岱形容说,登山只消用“一盏茶的功夫”。在市区的繁华之中,山上倒显得是个很安静的去处。绍兴府的治所一直在山前,原本的“龙山”就慢慢被人叫成了“府山”,我先前在地图上看到的“府横街”“小校场”“史狱祠沿”,就是沿着这一带铺展开的。许多小路可以上山,时时下一点小雨的春天里,山上的草木都极干净,枝条之间凝着水珠;偶尔有一小亭小阁,就有人驻足在锻炼身体或唱歌。这种干净与湿润带来的放松感,让我觉得勾践的压迫变得非常遥远。

大匠欧冶子铸的剑,从来不是作为一件锋利无比的武器出现在人们的敬仰中。相剑师薛烛也从来不说某把剑削铁如泥、杀人无数而不卷刃、一上阵就能吓退对方军队,等等。勾践还请薛烛看过毫曹与巨阙两把名剑,薛烛的批评是,毫曹的光华散淡,巨阙的质地趋粗——他是用一种更加接近美学角度的眼光来看待真正的剑。在传说中,与纯钧一同出世的、欧冶子铸的名剑之首叫作“湛卢”,它因为吴越战争而被吴王阖闾得到,可是因为阖闾无道,做了残暴之事,湛卢一夜消失,后来出现在楚王的枕边。剑在传说中有了生命,而“剑”在那个时代的隐喻,就此达到了极致——它表达的既是锋利与自由,此外还有一种与锋利与自由有着更深刻关联的东西。


进入炉峰禅寺

会稽山离市区很近,从市中心坐公交车,20分钟也就到了。清早下一点小雨,我已站在游客中心的售票点。有两条路可以上山,一条通往大禹陵,一条通往炉峰禅寺。我选了去炉峰禅寺。

与龙山(府山)相比,会稽山是越地更大的一个标志。从有文字记载开始,人们就记录说,大禹死后葬在了这里,那时这里叫“茅山”,又叫“覆釜山”。越国的开国君主,就是大禹的后代。勾践被夫差围困在这座山上的时候,已经叫作“会稽山”了。在这次围困之后,吴王夫差答应议和,勾践投降,去吴国作了人质。

寺的门口是一小片空地,周围有些香火小摊和油炸臭豆腐小摊,游客不多,闪过几个也都是赶着进山的。空地尽头一堵高墙,写了四个大字:“越中古刹”。单看这堵墙的巨大体量,炉峰禅寺必定不是一个小小的寺院。

炉峰禅寺确实大得超出我的想象。它不是一个封闭的院落,而是沿着山势,慢慢向上延展。寺中没有古迹,都是新建的殿与亭阁,这些建筑不浮夸不矫饰,却似乎都遵循着一种“恢宏壮丽”的风格,显得非常庄重。香炉或石狮也都是今人铸刻,虽没有古人作品那般精细美妙,却也看起来严谨质朴,带上了今人的工整;唯这些小构件上刻了许多供养人的名字,过于显眼了些。所有角落都很洁净,打扫卫生的阿姨反复擦拭着每一块地砖。

正逢上僧人们三五成群地匆匆进殿,有的已经穿戴整齐,有的一边走路一边披戴袈裟,还有的拿了暖壶凳子一类的物件,没一会儿,大小殿中都各集了一队僧人,整饬一番后,唱诵的声音就响起。我跨入大雄宝殿时,正赶上两侧的僧人们分两个声部一边拜忏一边唱诵,此起彼伏。领诵的僧人各执一个话筒,声音低沉而有穿透力;配乐的木鱼和磬也都足有半米多宽大,嘹亮清脆,他们在诵《梁皇忏》。所有这些云雾一样起伏缭绕的声音围拱着殿正中一尊足有四层楼高的饰金释迦牟尼像,日光与灯光交错辉映,两侧彩塑十八罗汉也各就其位、各现其相,我置身其中不由肃然——此一刻这里实在是个庄严道场。

大雄宝殿后面,一条石阶小路缓缓上山。即使下着雨,石阶上也丝毫不存水,走起来很轻快没有障碍,石阶旁有个细细的排水道,高处的水就都顺流而走了。山上许多木兰科的植物和各种竹子,看起来都葱翠肥美,若是像勾践一样被围困在这里,似乎也能撑一段时间的。

山腰与山顶,又各有炉峰禅寺的佛殿与学修场所,仿佛这山就是一座完整的寺院。我到山顶的佛殿时,起了雾气,有位老人打着伞走在我前面,刚走出五六米,就隐没在流动的雾气中不见了人影,好像消失在我的梦中。周围除了白雾,所有皆不可见,大约我已站在云里了。

我不想原路返回,就找了一个不起眼的侧门,正有一位老汉坐在门口,说这路通往大禹陵,但“路不好走”。我生平最不怕就是“路不好走”几个字,既然能直接去大禹陵,实在是再好不过,就出了侧门,沿路而去。

 

为什么要替他辩解?

继续下小雨,沿路无人,我举伞独自游走在勾践曾经藏身的会稽山中,途中最热闹处,也不过遇到几株盛开的茶花,或几株美好各异的树。

勾践的焦虑与紧迫的心理,除了来自失败受辱,越国的山水地貌恐怕也是来源之一。他的国土在吴越战争中缩减了很多,被迫后退至濒海的地方,国小民穷,实在退无可退。在《越绝书》中,他被放回越国后,将那种焦虑感完全释放出来,睡觉不置枕席,不穿有颜色的衣服,不吃一顿饱饭,注意修炼自己的道德修养,四处问政于人,采纳了范蠡和文种的许多强国之策,终于国富民强,一举打败了吴国。

我看《越绝书》时,常常在恍惚之间有一种错觉:《越绝书》的作者,是个像我一样的游人,而且前几天刚刚去了一趟这里,回去写出了这本书。比如书上说,勾践小城就是今天的山阴县城,我会按书上的逻辑首先反应出,原来山阴县就是勾践小城呀!可是实际上,除了会稽山、龙山不会挪位置,作者那个时代的山阴县与现在的山阴县完全不是一个地方,我是被《越绝书》中那种古今时差误导了,而书上记载历史地理的章节里,这种我看着十分眼熟的话比比皆是,比如:桑里东边,是从前吴国养牛、羊、猪、鸡的地方,称为牛宫,现在辟为菜园。

“现在辟为菜园(今以为园)”,这几个字,我看着就想笑——彼“现在”非此“现在”呀。那个“现在”,至少是东汉时候,而作者已经不知是谁了。阖上书后,除了这种“古今时差”带来的好玩,还有另一种很强烈的感觉:作者一直在替勾践辩解与开脱。

春秋时代的国家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拘于“礼”的,这是遵循一种古风。战国时代则完全不同,摈弃掉“礼”而真正进入血腥时代。吴越之战虽在春秋末期,但可以说开启了战国之战的先河,这与吴越远离中原、民风不同有很大关系。在吴越第一次大战时,越国为了取胜,曾经采取过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战术:派遣一批死士,列队阵前,同时自杀,趁对方军队看呆,后面的人一举而上,攻克对方。这种狠、冷、不计代价的极端战术,在春秋时期的中原诸国看来,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虽然后人批评说“春秋无义战”,但那批判的是战争动机,中原国家在具体战术上确实不会出现这么阴狠的招数。

这件印证于信史的事情,《越绝书》中几乎未提及。作者一直忙碌于一件事情:勾践怎样自我修炼、广开言路、富国强兵,等等——他一直试图用各种事例,把勾践往“仁君”的队伍中划归。

为什么要替他辩解?

我在阴雨朦朦的会稽山中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没有遇到一个人,没有遇到一个岔路口。路依旧是蜿蜒的石阶小路,忽上忽下,没有“不好走”,但我先前低估了路的长度——其实是我低估了会稽山的深度。本以为很快会到大禹陵,但是一直没有到。


来自“大禹”的暗示

又走了四十多分钟,才走到大禹陵的一个入口。我的时间已经超支,就放弃了去大禹陵。

世上有没有“大禹”这个人?大禹死后有没有葬在会稽山?越人是不是大禹的后代?这三个问题都不能严格考证出来。尤其第三个问题,越人的族源,在前两个问题都悬疑的情况下,说越人是大禹后代,附会太甚。可是这一串问题,能回答另一个问题:《越绝书》的作者为什么要替勾践辩解。

越地所在的长江中下游,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一个良渚文化圈,良渚文明中的礼器(比如常见的玉琮)与农业技术都很发达,那个时代无论在礼制还是生产力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文明高度。可是,当以黄河中下游为核心发源区的华夏文明形成时,良渚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越地的族群在中原人眼中,就被划归为“南蛮”一类。“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是讲述华夏文明圈之外族群的词汇,本身就包含了“非我族类”的视角。可是,随着文明圈渐渐外扩,史家也需要将讲述视角进一步扩展,他们就需要把过去“拒绝”过的族群纳入华夏系统中。

大禹是华夏文明的代表人物之一,让越地的人成为大禹的“后代”,就是将此地纳入秩序的方式之一。同样,与越国交战的吴国,史家说,他们是太伯(周文王的哥哥)的后人。进而,无论勾践本人的性格如何,演绎故事的人把勾践的复仇行为纳入一个“仁君”的行为模式中,也是使这些故事有了特定的文化意义。

大禹就成了使越国与勾践的故事更加合理合法的一个工具。如果勾践算是一把够锋利的武器,讲故事的人要给他加上来自于中原的美学内涵,使之成为真正的举世名剑——他给勾践加上了一种“秩序感”。

据说大禹陵的山顶上,立了一个很高的大禹像,如果天气好,在山脚下一眼就可以望见,可是此刻我无缘望见山顶,只好暂别了会稽山。



文人的超越:遥看“圆满”与“繁华”


    绍兴地处江南,长期富庶繁华,走出了一代一代的读书人。无论是诗人、画家还是散文家,每个人经历的时代都在他们的身上烙下了印记,也决定了他们的命运走向。他们对于命运与局限的反思,成为一代人对于时代的切入口。后人来重新观看他们所经历的“圆满”与“繁华”,能否看到他们的突破历程?


“桃花落,闲池阁”

陌上花发,我继续在绍兴城里蹓跶。有位几年未见的友人知我在这里,特意从上海赶来,一同喝壶花雕酒。

仓桥直街就是个适合喝酒的地方——当街一排老房子的铺面,有小酒馆、食杂店、咖啡店,房子后面就是小河,乌篷船在水里走。可以找个小酒馆,坐到后窗外的棚下,就直接是坐在河边了,烫一壶花雕,还有茴香豆手剥笋可配。柳含烟翠的时节,风里带着花香,如果一人独饮,未免寂寥了些,两三人是正好的。在过去,小城里的河就是路,文人们写日记,不加注释就说,“买了一船东西”,或“船到了门外”。前街或后窗,总是要临河的,船就是交通工具。虽然现在新拓了道路,有无数新建筑,但有些老街巷里,河与桥都是老样子。

连下了几天雨,这天居然转晴了,窄窄的街面上变得挤挤挨挨,大家忙不迭搬出摘好的芥菜,挂着摆着,这是在晒梅干菜;有些老户搬出炭火炉子或蜂窝煤炉,当街引着火。老人也都坐在家门口,织毛衣聊天晒太阳。烟火气在石板路上升腾起来,比下雨时要热闹得多。

席间聊天,说起老绍兴人,友说不喜欢陆游,因为他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爱国主义”,转而建议我去青藤书屋,看看徐渭的故居。

幸好陆游留给绍兴的,不是他的“偏执爱国主义”,而是沈园。陆游与唐婉结为夫妻,二人情深却无嗣,陆游母亲因此逼唐婉改嫁、陆游另娶,拆散了二人。五年后,两人在沈园游园时偶遇,人依旧而故日不存,陆游悲愤,在墙上写就《钗头凤》一首,唐婉见之,亦和一首《钗头凤》,不久,唐婉郁郁而终。

彼时我已去过沈园。沈园不是陆游家,是当时沈氏家族的园子,大约亲朋友人都习惯来沈园赏春,所以陆游和唐婉才会在这里相遇。如今的沈园没有什么老建筑,也不是什么精细的园林,只能算作一个还不错的花园。在沈园时,我坐在一个亭子里,一边避雨,一边兴致勃勃地等着:每隔几分钟,就有一个导游领着几个人,站在一堵刻写着《钗头凤》的墙前,用扩音器把陆游唐婉的故事十分动情地讲一遍,然后深情念一遍两首《钗头凤》。热热闹闹地念罢,导游带着游人离开,墙前再待换一拨人。想来在这样的日日熏习下,沈园的石头草木都会背《钗头凤》了。

沈园不好看,可是有一个地方打动了我。临水有一个回廊,沿廊两侧挂满了一种巴掌大的木头牌子——那是旁边商家售的纪念品,木牌是空白的,游人买来,在牌上写字画画,写完并不带走,而是直接挂在回廊中,风一吹,在廊中哗啦作响,几乎成了一景。木牌的大小足够写上百字,沈园又是个如此特殊的爱情之园,写字的人便认认真真对待沈园之旅,还有这片空白牌——我一块块看去,牌上写满了对感情的纪念、憧憬、期待、失落……不同笔迹的每块牌上,都能看到一个用心在讲的故事。他们到沈园来,看的不是园林花木,辗转反侧、步步流连,原来看到的是园中倒映的自己。

由于导游诵诗看多了,我早对《钗头凤》麻木,然而晚上的“沈园之夜”,园中专门有一场夜戏,一池水对面,半敞舞台上,妆好的演员用越剧的调子字字顿顿唱了一遍《钗头凤》,她唱到“桃花落,闲池阁”时,坐在看台上的我终于醒了一样,暗叹陆游这句写得好。恰似以前读《长恨歌》,觉得两句最好:“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每个字都与人无关,偏偏花开叶落,池阁已闲,便见得分分秒秒的岁月漫长,浑无所待,这桃李春风真是太无情。

凭心而论,唐婉的《钗头凤》因为用情太足不能收住,文字上的魂神就散佚了一些,没有那么收放自如。可文字与人终究是两回事,这一对人里,我更偏心唐婉之痴。舞台上如梦似幻,夜夜上演着二人悲欢,园中却花瓣飘零,独留一处空园。


附:两首《钗头凤》

钗头凤  陆游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钗头凤  唐婉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不可触摸的“圆满”

过了一天,我遵朋友嘱,去徐渭的旧宅青藤书屋看一看。青藤书屋就在仓桥直街旁边不远,一个叫作“大乘弄”的小巷子里。

这人早年屡试不第,甚至有次考试,慕他的官员暗中想保他,仍阴差阳错没有入仕,一直与人做文书,专门写献给皇帝的表章。后来因疯杀妻入狱,出狱后穷困潦倒,常常以画换米,直至命终。如果按照常人的生活轨迹来看,他命途多舛,愤懑不堪,实在落魄;可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的生命中又有着常人难以企及的气蕴丰沛的一面——明代中期的画家里,他是传奇,坊间流传着他的各种机智幽默之事,据说郑板桥直接说自己是“青藤门下走狗”,可见徐渭的不一般。

“大乘弄”够窄,容不下两辆自行车并行。白墙黑瓦的巷子里很安静,少有行人,青藤书屋只是个普通院门,又一阵雨停了,刚露一点阳光,旁边哪家的衫裤就晾在了当街,一晃一晃地倚着白墙。比起居民家,青藤书屋的院子就宽敞一些,可仍然是个很小的地方,站在门口,院子就一览无余:那正房的山墙对着院门,只留一个很小的侧门出入房屋,一条碎石小路一直铺到屋门口,院子里种了一丛竹、几支大芭蕉,芭蕉后面,一个上了年纪的胖保安坐在一个小椅上,抵着墙角打瞌睡。有几盆红梅散放院中,正是待开的好时候。

进了那小小的房门,里外不过两间屋,外间摆放了桌椅,里间就展了徐渭的一点诗书画。几幅画应该都是仿品,真迹一定不会留在这么简单的地方。房子虽早已是旧址重建,但这个地点一直被后来的人们特意保留,用来纪念他。房子后面,有个小小的后庭,只有阳台那么大小,卧一口老井,种了两株女贞。

我曾问那友,为何喜欢徐渭,他答得简单:因为我是画家啊。可我不是,此刻我站在书屋中,细看几幅画,也觉惊奇:比如画竹木,他能用一种非常饱满、浓郁、恣意的笔墨,做出非常枯瘦、坚硬的质感。

墙上展示了一篇他的文字,作为介绍他时的代表作,是《镇海楼记》。镇海楼是龙山(今府山)上的一栋楼,可以眺望远方,用作海防,同时也可以宣扬政绩和向皇帝表忠心,徐渭为重修镇海楼写过一篇记,就是这篇《镇海楼记》——当时的徐渭担任了为胡宗宪写表章的职务,这也是他多年来最成功的世俗职业,其余人的表章功夫远远赶不上他。后来胡宗宪入狱,徐渭的根基失陷,他自此而疯,是恐遭株连而佯疯,还是真疯,不能断定。

看着《镇海楼记》,我不由得叹一口气。他一生诗文无数,如果让他自己选,一定一定不会选一篇向皇帝表功的文字挂在青藤书屋。他为自己的成就排过顺序,认为自己的诗第一,其次是文、书、画。

“入仕”对读书人来说,是铁板一块的唯一进阶途径,没有人可以打破。这也是对读书人的唯一评价标准。可是,对许多人来说,既不能放弃“入仕梦”,又越来越怀疑“仕途之暗、之必要”,但凡有一点读书人的傲骨,就会遇到这个问题。除非一日梦成,踏上仕途,可以怀着天真的信任自己的理想,去面对人生的下一个关口。否则,始终考试不中,这两个互成犄角的力量就会像病毒一样渐渐啃噬人心,对自己的怀疑、周遭人的目光亦变作了不可承受的折磨。任如何天降才华,铁板一样的制度下,这样的命运不可违逆。而且,越是大材,越受到这两个力量的牵制。

徐渭身边人的命运莫不如此。他有一位二哥徐路,自幼聪颖有才华,在绍兴考试了几次考不中,熬不住岁月蹉跎,便辗转去了他们父亲早年致仕的广西,异地报考。备足了功夫,志在必得,偏巧考前母亲去世,按规矩,需行孝三年再考。四十岁那年,终于考毕,自认为很好,又结交了广西当地的官员朋友,大家皆认为他从此无忧。放榜那日,他果然高中,可是差役遍寻不到他,待找到时,发现他头几日与友吃酒,生了痢疾,竟就死了。他为何而生?

徐渭晚年头疾严重,也是他“疯”的根源。可是,若论疾源,有多大程度上受到“不能入仕”的影响,我猜不到。如果说他陷入悲剧,不在于他的特立独行,而在于他既特立独行,又不能逃脱樊笼。

墙上还挂了一页字,是《四声猿》的开篇。是了,就是那个《四声猿》。这是徐渭依着前人的本子写的四个短篇杂剧,《玉禅师翠乡一梦》《狂鼓史渔阳三弄》《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凤得凰》。故事都是先前流传的故事,徐渭的精彩在于语言,恣意挥发,让读者大呼过瘾。可是,猿声喻哀,“四声猿”就是四声哀叹,而《四声猿》不但快意,结局亦各个由衷圆满。他为何要把《四声猿》做成四大圆满?看得我个心惊。

我的感觉不是孤例。有人曾觉得徐渭与梵高都是画家,又是疯子,都曾自伤、自杀,就拿来一起做类比。可是,美国的美术史家高居翰提到过徐渭的画,为此做过一个非常明确的分野。徐渭有一幅无与伦比的《杂花图卷》今藏南京博物院,高居翰说这是“少数不费力、且近乎奇迹般地把视觉形象转变为笔墨的中国画之一”,然而,他说徐渭的画,“毫无欧洲表现主义画家为了表达内在苦恼,而绘出的不和谐色彩、极度的扭曲或者梦魇式的意象”。从原因上来讲,高居翰觉得这与媒材所发展出的表现潜力不同的缘故;另外,他觉得徐渭的画作表达的是心理的抒发而不是压抑,这是一种“治疗”。

无论剧本的“圆满”,还是画作的“和谐”,我却不赞同高居翰说的原因,不认为是抒发与治疗。徐渭有些诗文用来抒发愤懑,但《四声猿》给我的反差感实在太强烈,反而让我觉得这是一种更加深刻而无法诉说的压抑,这是来自于“圆满”与“和谐”本身的压抑——看,它们如此圆融、巨大、刚硬、永恒,它们难以触摸、永远不能抵达。

我离开书屋时,胖保安已经醒来离开,不知所踪。芭蕉后面的墙角里,只剩一把椅子在晒太阳。


繁华落尽一场梦

蕺山街一带是我偏爱的一片老街区。这里商业开发不算完备,街巷里弄的旧貌多一点,王羲之的故居与墨池、蔡元培故居都在这里,并且,抬头总是能望见老街后面倚靠的一座小山,山上还有个塔,那就是蕺山。“蕺山”又是一个来自勾践时代的名字,那时这里因出产蕺草出名;绍兴城里不少小山的名字都直接来自古越国的地图,比如鸡山,就是当时勾践让人养鸡的地方。

有一次我走在蕺山街,不知赶上什么日子,家家门前都挂了个彩纸灯。那些灯不是传统的灯笼样子,而是扎成了各种形状,有的是龙,有的是狗、鸡、兔,有的是飞机、宇宙飞船,最夸张的造型是一匹马拉着一缸酒,并且打着伞……手艺不精细,但造型的跨度令人匪夷所思,显然大家更看重的是想象力,整条街就这样透出一种漫不经心的戏谑感。这些灯让我纳闷了好几天,直到有一刻突然记起,晚明的张岱在他的《陶庵梦忆》里讲自己收藏灯的经历,才想到,原来绍兴早就有品赏灯笼的传统。此地富庶繁荣,气候舒适惬意,每到年节,从通衢到曲巷,各各张灯,赏灯就成了盛事。那时能工巧匠也多,做出灯来神妙得很,张岱就记过,有个匠人擅长剪彩为花,罩以冰纱,“有烟笼芍药之致”。现在的人固然没那么精致,这绵延的传统倒似乎还有影子。

江南富庶遗留的传统还有很多。人多一点的景区里,除了卖旅游纪念品的小摊位之外,还有一种很特别的行当:用游客的姓名现编一首诗,还可以题写在扇面上。那当街坐着的人,铺着笔墨,摇着扇子,都是才子架势,摊前也挂了响当当的名号:“国家书画协会二级会员”“江南才女某某”……这景致在别处可难见到。除了姓名编诗,还当街卖字画,或者直接题写扇面。其实在这里不稀奇,张岱那个时候,绍兴附近的城镇,就几乎每个人都能识字,一直到20岁才加以筛选,有的人继续读书,有的人就习艺谋生。这种风气下,连百工艺匠也读过不少书,可称得上“两脚书橱”的。

张岱本人能看到的景,比当时的一般人看得多。他出生于书香世家,在四十岁前,游走于读书与享乐之间,从不为谋生操烦,因此对于节俭、贫薄、豪奢没有深刻的概念,他四岁时,家里办过一次盛会,点灯照亮了整座龙山。六十多年后,他还记得那情景:“山下望如星河倒注,浴浴熊熊。”他对自己有兴趣的事情,都会玩到极致,比如饮茶,就要以各地名泉煮各种名茶,找出最相配的茶与泉;因迷上琴,就与友人缔结“丝社”;迷上斗鸡,就创“斗鸡社”;家中养了戏班,对剧本和伶人的品鉴也入木三分——他门下的女伶中,有一个人叫作朱楚生,毕生心血集于戏曲,唱功毫无瑕疵,张岱评价她“色不甚美,虽绝世佳人无其风韵,楚楚谡谡,其孤意在眉,其深情在睫,其解意在烟视媚行”,这“烟视媚行”四个字,就被无数后人引去,当作评价女子迷人之语。

他狩猎时有五名姬侍随行,华丽异常;他既观察过花街暗巷的妓女的生存处境,又真切赞叹过艳冠群芳的艺妓风华;他描述过祖父友人打造的三艘奢华楼船,头号楼船载歌筵,二号置书画,三号藏侍陪美人;他曾在中秋赏月时品味过那些赏月之人,认为有的人是为见月而来,能见月者却少之又少,把那些人细细分了五类……他已经见识过诸般人生乐趣,这些已经不再束缚着他。而他的另一种观察对象,则来自于他的另一种困惑:读书人与科举。

绍兴一带在科举上历来出了许多状元,我曾在鲁迅先生的三味书屋中,看到列了一张表,展示绍兴下属的会稽、山阴等地在某个时间段里共出了多少状元,一直到近代,仍层出不穷,这只是江南文化发达的一个缩影。可是,高度发达之下,隐藏了更多隐忧,“孔乙己”就是这种文化的牺牲品。张岱的高祖张天复就是进士出身,所以后辈多走仕途,张岱可以详详细细地品评这些人的经历。官场的欺诈虚矫,他没有替族人隐瞒过,也详细描绘过有人曾高得官阶却终跌至谷底。

他最后得了一个结论:科举功名一场空。徐渭没看到的那个全貌,张岱看到了。徐渭对圆满的哀叹没有错,张岱通过观察那些人的经历,验证说,这个秩序体系没有完美的终点,就算得到功名,也可能暗藏失败潜流,变动不居的命运只能使科举功名成为一场梦幻。

继而,张岱看到了一个更大的秩序的倒塌:明代覆亡。那个让他经历过繁华绮靡的明朝,被各种竞逐的力量撕裂,终以蒙羞。一代士人面临了最大的困惑:心归何处。是留给那个已经不存在的前朝,还是降服于清?张岱选择了散尽家产,归隐山林。

《越绝书》的作者曾费尽心思将勾践纳入到一个现成的秩序体系中,使他成为完美之君,这是当时那一代人的价值倾向,而徐渭张岱,已经隐隐看到现成的秩序体系带来的桎梏,不可破除。

张岱一友名叫祁彪佳,有一天,他请来好友,煮茶畅谈,其间忽然打开窗子向南望去,笑着说了一句话,第二天便投水自尽。

他说:“山川人物皆属幻影,山川无改,而人生倏忽,又一世矣。”


鲁迅故里:从“百草园”出发


绍兴是鲁迅的故里。“百草园”是鲁迅笔下最明亮的世界,也是最被人接受的世界。少年眼中的百草园变幻多姿、乐趣无限,是个如梦幻一般的现实。鲁迅就是从这里出发,走入真实的现实世界,用他的方法,展现对于局限的突破,终获自由。“纯钧之美”可以在他身上得到一个诠释,这个诠释既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海角七号”与“新青年”

“海角”姑娘终于忍不住,要坐到我对面的沙发上,跟我聊天了。她在蕺山街上开了间“海角七号”咖啡店,上次我走到门口,抬头发现窗内的沙发很舒服,就推门进去。老房子改的小店,不到20平米大,主要的座位就是窗前那一对沙发。一位长发姑娘安静坐在高高的木头吧台后面。

她的菜单第一页上用银色彩笔写着:称我“海角”,不要叫“老板”或“老板娘”,但海角已有所属,不在可点之列……我点了咖啡,坐下看书。

蕺山街上还有间“新青年”书店,也是这么小,就在不远处。随着城市书店纷纷关张,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学校之外这样的小书店了。本以为小店卖一点教辅书或漫画勉强谋生,哪知它一点也没有对不起“新青年”这个名字,里面的书强悍得很,堪比北京“万圣书店”的格局,而且一律打五五折。

那天,我在“海角七号”坐着,突然想去趟“新青年”,就摊了一桌子的笔记、相机和背包,甩手出了门——反正有“海角”姑娘坐在那里呢,后来又来了个男孩,是她朋友,两人小声说话。待我回来时,男孩就递我一碟自制的饼干,说是赠我品尝。大约他们有些错愕于我这样的信任,所以要回赠于我,我便不客气。

这一次,只有“海角”在店里,她见我已是熟人,打了招呼,就坐到我对面。一瞬间我便知道,那个“安安静静的长发姑娘”的印象是错的,她一张口,整间小屋好像被她的活力照亮了一样。她说,你想去哪里玩,我可以给你介绍呀;又问我能不能待到她过生日的日子,可以请我去唱歌。我问她为什么开店,她说,以前在公司上班,女孩子们整天晒各种名牌包,这爱好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就离开那里,稀里糊涂开了小店,但是又太贪玩,不好好守着,最近刚刚出去江西疯了一大圈,被妈妈揪回来。

聊了一会,我继续坐着喝茶看书。又有朋友来找她,她问我,你一时半会儿不走吧?我茫然地摇摇头。她迅即拉上那朋友,甩手出了门,一个多小时都没回来。这次轮到我错愕,只好一边喝茶,一边替她看着店。

傍晚又下了起雨,“海角七号”对面,一个敞开铺面的老式烟酒小店,此刻亮起灯。偶尔有人从石板路上经过,人影把雨中的灯光打乱,一会儿复又安静下来。

“海角”姑娘对我说过,如果不是为了带朋友参观,她永远也不认为自己会去“鲁迅故里”,“那里有什么好看的”。我没告诉她,我就住在鲁迅故里后面。离开时,我撑开伞,穿过绍兴最繁华的一条商业大道,一路走回鲁迅故里。


“鲁迅故里”街头

“鲁迅故里”是绍兴城里的一条街。当年周家的老宅子、新宅子、百草园、寿镜吾先生的三味书屋,都在同一条小街上,如今那小街辟成一个景区,热热闹闹每天接待游人。景区之外,一步之隔,就又是安静的小河小巷,或是普普通通的居民小区。

第一次进入鲁迅故里那条街时,是清晨,各种小店铺还没开张,行人也很少,偶尔有赶着上班上学的人,匆匆掠过街面。我从街后角蹓跶进来,磨蹭着享受清早的时光。纵然我知这是鲁迅置身多年的空间,可是专业景区的干净、有序给了我更多懒散的空间。当我一路走到街的前口时,已经开始有游人在那里拍照留念了。

他们站在路口,与鲁迅塑像墙、墙前的铜像合影。墙上,有一尊巨大的半身像,是鲁迅举着烟卷的样子。前面的几个铜像只有真人大小,大约是几个小孩子和寿镜吾先生。路口,合影的人们影影绰绰,换了一批又一批,源源不断,巨大的鲁迅一直举着烟卷,不动。

这路口的“流动”与“不动”,我盯着看了很久。突然想起鲁迅带给我的第一个场景,就是一场街头狂欢。

在我识字还识不太全的时候,乱翻家里的“故事书”,有个“故事册子”都是不长的篇幅,正适合我,翻来覆去看几遍,故事就记个大概,觉得其中一个最吸引我,讲一个少年,背着一把隐形的剑,去给他父亲复仇。这少年的样子,在书里那些“小二黑结婚”、“吃不饱”和“小腿疼”的老妇女中,显得卓尔不群——那时我哪留意写故事还有“作者”一说,更看不明白鲁迅丁玲俊青赵树理这些字码的区别,过了好几年才知道,是鲁迅的《铸剑》。

那少年长到十六岁的时候,母亲告诉他,他的父亲原是天下第一的铸剑者。国王得了一块精纯无双的铁,请他父亲去铸剑,他父亲知道铸剑成功时,自己的死期即至。他铸了一对剑,留下雄剑交给妻子,嘱妻子说,将来让儿拿此剑为我复仇,自己将雌剑献给王,王得了最好的剑,果然第一个就杀了铸剑者。少年因此背上雄剑,去找王复仇。

他遇到一个黑衣人,唱着奇怪调子的歌,我至今记得那调子,在字里行间透出冰冷荒凉。黑衣人要替他复仇,但需要少年的头颅,和剑。少年砍下自己的头颅,与剑一并交给他。黑衣人找到王,说要用少年的头颅做戏给他看:他将头颅放入一个煮着水的巨大金鼎,少年的头颅就在金鼎中唱歌。王俯身去看,黑衣人就持剑削掉了王的头。王的头颅与少年的头颅在金鼎中相遇,厮杀起来。黑衣人见状,削掉自己的头入鼎,帮助少年,制服了王的头颅。

众人魂定,捞起三个头颅时,已经皆是白骨,不能分辨哪个是王。于是,将三个头颅全部当作王的头颅,一同出殡、下葬……等一等,等一等,我在鲁迅故里的路口,想到的就是这个场景:众人抬着三个头颅走过街头人群的样子。

为什么在我的记忆里变成一场狂欢?还是他本身就隐隐写成了一场狂欢?


从“百草园”出发

我走过重重叠叠的门,穿过明明暗暗的堂屋、侧廊、小花园、厨房间,没有遇到一个人。路的尽头有一个狭小昏暗的庭院,一座很小的黑色木门挡住了我。雨水正一滴一滴落在庭院中的金鱼池里。木门没有锁,架着一个老式的木插销,我抬起插销,打开木门。

一片明晃晃的亮黄色一下子扑进来。我楞了一下。是我打开了通往百草园的木门。百草园里,盛开的油菜花肆无忌惮地照耀着我。

这是鲁迅给我最明亮的一个场景,我此刻置身其中。百草园只是一个简单的小小菜园,少年的世界却总是巨大而丰满——他能看到那么那么多的乐趣:菜畦、石井栏、皂荚树、云雀、叫天子……

百草园如今继续种菜,除了油菜,还有芥菜,张着大大的绿叶,一畦畦的。有一截矮墙,被藤蔓围绕,毫不醒目,据说是当年遗存下来;虽是下雨,那云雀的嬉闹声却是不息。我绕到一角的皂荚树下,捡起一个圆圆的皂荚果,半透明的,握在手中。

后来他长大,周游四处,阅尽悲欢。他看到的东西越来越多,他的世界却越来越小,小到变成一个铁屋子。

他不像张岱,在世间渡尽劫波,才发现去无可去。他早就知道,铁屋子不可破除。那陆游的悲愤、徐渭的疯狂、张岱的繁华落尽,与各种浮浮沉沉,不过是这铁屋的一景。他说:“‘希望’只是我自己手制的偶像罢了。”

然而他不肯沉寂,他在铁屋子里游荡,忽而是背剑复仇的少年,忽而是执剑杀人的黑衣人,忽而又变成市井间的旁观者,忽而又是那三颗不辨面目的头颅,被人围着狂欢。

我的记忆将“出殡”替为“狂欢”,大约是因为,在他的文字中,死亡之寂与狂欢之盛,本没有多少区别,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而已,并且经常一同出现。说他对“复仇”有偏执的人一定不肯承认,勾践那样的复仇才是真正的偏执。如果知道最终将“不辨面目”,偏偏要去做,这更像一种“放下偏执”的自由。

如果一个人给人的印象惯是严肃冷峻,我便偏爱谈论他乐趣丛生的一面,比如讲鲁迅,就讲他给后羿吃“乌鸦炸酱面”,他“优待老作家,给老子十五个饽饽”;然而我知他又是个负剑的黑衣人,唱着悲凉调子的歌,只是在言笑晏晏的谈论之间,这些从来不可说,便不提;然他又是个幽默惯了的人,见过他的人都知道他的有趣……这翻来覆去层层剥开,也只有“跌宕自喜”形容他形容得贴切、形容得自由。

我来得早,是今天的第一个人。百草园中陆陆续续有人进来,每个导游都要例行指着那口井、那菜畦、皂荚树,背诵一遍《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段落。大家举着各色的雨伞,在油菜花前站定,拍照,哄然又走散,如是不辍。


鲁迅的故乡

每天晚上,天黑之后,鲁迅故里渐渐冷清,后街口就出现一个油炸臭豆腐的小摊,一个阿姨掌摊,她打扮得干净利落,有一种老派的精神风韵。绍兴城里的臭豆腐几乎每家的味道都有区别,她做的格外不错,而且总是给的份量很足。但我更喜欢她做的另一样东西,木莲豆腐:一种像凉粉的羹,又比凉粉纯净透明得多,毫无杂质,据说是木莲粉做的,盛到碗里,加一勺薄荷汁,一勺白糖,那清甜味就慢慢浸透到羹里。后来成了习惯,每晚在她那里,买一份臭豆腐,一份木莲豆腐,渐渐就熟识,知道她有糖尿病,晚上出来摆摊是因为没有盘查,可以一直做到十一点多才收摊。她站在那里,背后有条老街,街上亮着柔黄的灯,清清冷冷地。

臭豆腐小摊对面不远,有个很老的小石桥。我第一次路过时,见一个老太太正在拿鱼头喂一只猫,那猫不大,黑白相间,蹲在桥边不抬头地吃,老太叫它“咪咪”。桥边有个小酒馆,一幅不修边幅的旧时作风,敞着半面铺子,柜台前摞着一坛一坛的本地酒,条凳条桌也摆在门外桥边,却也显得干净——“干净”大概是此地的标准风格。一个面貌和善、眼睛明亮、大约五十多岁的小个子男人坐在那里看报纸,见我进来,引我到菜柜前点菜,待我点完,又捧出一碟嫩绿的豆,说,尝尝这个,清炒出来很好吃。我一见,就是鲁迅写的阿发说,“偷我家的吧”那种正嫩的罗汉豆,自然不肯放弃,由他炒了去。后来发现,他做菜是认真的,我只顺手点一份小白菜,他要加上嫩笋丝才肯做出来上桌。此后我便每晚来桥边坐,成了相熟的小酒馆。

这酒馆有个名字,叫作“一石居”。就是鲁迅写《在酒楼上》,那个“相熟的小酒馆”的名字,大约这老派作风也和名字分不开。店面里有个几乎每次都碰到的客人,是个胖白小眼的男人,有着固定的桌位,每次都喝酒喝到脸上半红。店里的酒很正,有花雕、泰雕和女儿红,我偏爱泰雕,与另外两种酒相比,泰雕略略带一点甜味,装在长嘴的锡壶里烫一下,喝起来温和饱满。

桥边也是小猫“咪咪”的地盘,它不到半岁,不理人,不听话,充满好奇心,还爱打架,随时处在战斗状态,我亲眼见着对面烟酒店一个名叫“阿灰”的狗小心翼翼潜伏过来,咪咪猛地跳出,竟把阿灰吓一大跳,直接逃回对面了。


离开

在绍兴的最后一晚,我坐在广宁桥直街的河边。

这里是纯粹的住户区,没有任何小商店,户家的前门对着河,就留了窄窄的通道,可以沿河散步。跨河有个很高的石桥,叫“八字桥”,先前是一位老先生带我来看的。绍兴有人力三轮车,骑车人大部分是壮小伙,也有老人,也有女人,招手即停,也可以按照景点路线带人游览。那老先生年纪与我父亲差不多大,戴一顶乌毡帽,骑三轮车带我来看这个桥。

夜晚的河边与白天不一样,褪了许多声光色彩。这是个没有游人的地方,街角亮一盏小灯,只能照亮几步远。

夜行的蝙蝠在河上翻飞。我闭上眼睛,每听到轻微“格格格”的声音,就知道有一只蝙蝠在我面前急转而过,那是它在扇动翅膀。各家都亮起灯,先是听得吃饭时筷子碰到碗的声音,和晚餐的聊天声,继而洗碗筷的声音,然后有人出门,把水倒进河中,哗啦啦一响,人就进了屋。对岸有只猫窜出,被两只狗追逐一番。远处开了一树梧桐花,微苦的香气弥散在夜中。

这趟“纯钧之旅”与纯钧几乎无关。只是我一直在想,纯钧何以成为纯钧。我一直想找一个词去填补我漏掉的内容,可是没有找到,又好像接近了一点。也许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需要很多年,需要走很远的路,现在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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