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 神户对照记

中国的天津和日本的神户在20世纪70年代结成友好城市，而它们之间的缘分还要追溯到更早的年代：一个是中国的天子津渡、一个是日本的神京门户，两座国际港口交往的历史已经跨越了三个世纪，那条孙中山和周恩来搭乘过的航线，也在不知不觉中见证和参与了两个东方大国的历史发展进程。

今天，两座城市同样具有国家咽喉的地理位置、工商业大港的经济功能，土洋结合的城市风貌和在地文化更是颇多近似之处：我们行走在天津和神户，总会观察到不同于『现代都市』常态的慢生活节奏。那达观开朗、乐天安逸的市民精神，则给我们在两座城市之间的『对照』带来了诸多乐趣。

国家和个人的半世纪

几年前，我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艺术影院认识了一位前辈：天津人、20世纪70年代生人，对日本电影的了解堪称专家级。无论是黑泽明这种级别的大师展还是新片展，他总是专门乘高铁到北京来看。偶然的机会，我们聊起也都喜欢足球，遂又一起约了一场，没想到，这位前辈虽然身材已有些发福，但一出脚就能看出深厚的童子功。

老哥邀请我去他天津的家里玩。算得上成功人士的别墅里收藏了不少宝贝，一是与日本文化相关，二是与足球相关，客厅中央则是二者唯一的交集：一面足球赛前双方作为礼仪交换的队旗，文字是中日双语，日期则是1988年。

“您从哪儿淘换来这么个宝贝？”我本意是赞美，但一向厚道包容的老哥听了却连忙反驳：“嘛玩意儿？淘换来的？这是我自己踢的！”原来1988年是天津-神户友好城市缔结15周年，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神户少年足球队到访天津，与天津少年足球队踢了一场友谊赛，老哥正是中方球队的一员。

这还要从1972年中日两国签署《中日联合声明》说起。“联合声明”既是恢复中日关系的基本指导文件，同时也揭开了中日关系史的新篇章。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两国的民间交往更趋活跃，各种代表团纷纷互访。其中的首功之臣，就是时任神户市市长的宫崎辰雄博士。这位坚定的对华友好派，早在签署联合声明当年秋天就率领日本青少年友好访华团，在北京体育馆与中国青少年举行了游泳比赛。10月11日晚，周恩来总理也亲自到场观看了比赛，与宫崎市长谈起了少年时代从神户乘船回天津的经历。宫崎当即表示，如果跟天津结成友好城市的话，神户港就会修建中国船的专用码头。这样，中国船不需要在海上停留，就可以直接进港了。

10月20日，刚刚回国的宫崎辰雄市长就致函天津方面，表示神户市愿意同天津市“结成姐妹的纽带关系”。周总理不仅亲自关怀此事，还细心确定了“友好城市”的称呼，从此“友好城市”成为我国对外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并延续至今。

次年夏天，受中日友好协会邀请，“京阪神三市长访华友好代表团”经由香港来到中国大陆。6月22日，日本客人在北京受到李先念副总理和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的接见后，次日便兵分三路，宫崎辰雄市长率神户市代表团去天津访问，而大阪市的大岛靖市长和京都市市长船橘求己市长则分别率本市代表团对上海和西安进行友好访问。又过了一天，中国对外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在天津市人民礼堂诞生，在1900位天津市民的见证下，《天津市和神户市建立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郑重宣布：自1973年6月24日起，中国天津市和日本神户市正式结为友好城市关系。一年后，中国上海市与日本大阪市、中国西安市与日本京都市，也正式“喜结连理”。

从那之后，天津与神户这对友城创造了中外交往的多个第一。1981年3月，中国国宝第一次出国，就是两只“户口”在天津动物园的大熊猫到日本神户市动物园居留半年。结果，在日本引起轰动，参观大熊猫总人次达一千多万，连那半年间周末从日本各地去往神户的火车票都成了抢手货。而我国授予外国友人的第一个“荣誉市民”称号，正是1983年3月颁给神户市前市长宫崎辰雄的“天津市荣誉市民”。

1984年，中国大陆第一家日式酒吧“神户之海”、第一座日本餐厅“神户餐厅”，1989年，第一座日式庭园“神户园”相继在天津开业。

同样在1989年，恰逢神户建市100周年纪念，作为1988年第一回合的延续，双方交换主客场，天津少年队又回访日本。而这两年的两场比赛中，天津队有位前锋大放异彩，被日本足球界惊呼为“明日亚洲之星”。日本足球界果然没看走眼：那位过人如麻的进球机器，就是后来一脚把中国第一次送进世界杯决赛圈的关键先生、也是天津足球十几年的招牌于根伟。说到这儿，跟我讲述往事的老哥禁不住遗憾：“转年这第二回合去日本已经没我事儿了，退队了。”

“不过可不是你哥哥我踢得差，反而是咱学习太好。”被老师和家长视作是学习苗子的大哥含泪“挂靴”之后，果然不负众望，一路重点中学、名牌大学理工科，20世纪90年代毕业进了中日合资企业，“刚参加工作月工资就顶父母一年的了”，还多次被派回神户总部进修。

“那‘燕京丸’简直就是给我预备的。”大哥说的是于1990年开通的、每周一次往返于天津神户间的客货班轮——燕京号。“为什么不坐飞机？船不仅便宜，更是可以带大件。这么说吧，从丈母娘家的冰箱彩电，到外甥的自行车、漫画书，都是我一趟趟背回来的。”

值得一提的是，这位“业余华侨”多次往来、无比熟悉的天津新港，建设和管理初期也有来自友城的功劳。现在的港口里还有块纪念碑，记载着1984年3月，日本神户港湾顾问团有效解决了天津港压港压船的问题。

当时天津和神户在港口运营方面差距不小。神户港在20世纪60年代就建起了当年最大的单体钢结构建筑、110米的神户塔，建市百年（1989）之际，更是有了无论建筑理念还是展陈水平都堪称世界级的神户海洋博物馆。而天津新港自从20世纪70年代才建成开放，自此之后，一望无际的集装箱就成了这里的风景线。

2019年，因为去濑户内海艺术三年展在神户转船，我得以第一次好好转了转这座“二战”前的世界四大港口之一（其余三个为纽约、汉堡、鹿特丹）。公允地说，拿中国人的标准，称神户为一座风光旖旎、面貌整洁的港口小城是不过分的；但“世界四大”的威武雄壮，今天的神户可实在担当不起。

仅以友城的天津港作比，倘若坐船入港，尚未看清海岸线的轮廓，530米高、101层的摩天大楼“津沽棒”、世界单体最大的海洋馆——中国国家海洋博物馆，就已清晰地映入眼帘。相比之下，神户港区的标志建筑神户塔和海博馆就成了“绣花针”和“针线包”。作为世界最早填海造陆的港口，神户“长大”的面积比起近年才致力于人工造地的友城，也只能算小巫见大巫了，道理很简单：神户当年用的泥沙土石，来自城市另一头六甲山区的削挖与开垦；而作为世界上最容易淤塞的港口之一的天津则直接用航道清理出的淤泥就好了，成本和效率都不可同日而语。

近年来，包括天津港在内，中国港口常年包揽集装箱吞吐量全球前十中的七席；与此同时，神户港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到50名开外，和中国人心目中标准的港口小城烟台、营口等正处于同一区间。而包括缔结友城时、常年同为国内第三大城市的天津和神户，如今随着后起之秀的后来居上，已双双跌至第七，各自成为所在国超大城市俱乐部的“守门员”——两国超大城市的门槛分别是：以主城区人口数量为准，中国1000万，日本150万。

• 缔结友城时、常年同为国内第三大城市的天津和神户，如今随着后起之秀的后来居上，已双双跌至第七，各自成为所在国超大城市俱乐部的“守门员”——两国超大城市的门槛分别是：以主城区人口数量为准，中国1000万，日本150万。

小中之大

一位大阪出生的日本朋友曾经自豪地表示：家住神户的日本华裔作家陈舜臣，早在“二战”前在大阪读书时，就每天搭乘电车上下学了。我则半开玩笑地告诉他：并称“阪神”的这两座日本一流城市，别看地位分别是“日本上海”和“日本天津”，但放在中国只能算跨区通勤。

见日本朋友还不服气，我连忙摆事实讲道理：别说是150万人口的神户，哪怕再加上隔壁大阪的300万人口——那可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人口都没到天津的一半；再看神户和大阪的距离，就以连接两城市中心的神户三宫站到大阪梅田站的阪神电铁为例，满打满算也就32公里；而连接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的天津地铁9号线，总长度就超过了52公里。

别看格局要小很多，但神户和天津之间，不仅是地理位置，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最初开发历史，甚至就连后世的城市发展走向都高度相似：因为北京在金、元两朝连续确立了首都地位，其东南方向、海河水系交汇处的水陆码头、河海门户，便先后设立了直沽寨、海津镇，均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到了明朝，这一“天子津渡”更是在永乐夺位迁都中立下大功，从此，留下天津卫的大名。

无独有偶，在日本，源氏定都京都之后的千年时间，作为畿内通往西海道（相当于今九州地方）、南海道（包含今四国地方）、山阳道（包含今中国地方）等西半个日本的“兵家必争之宝库”，日后神户城市的雏形——兵库津诞生。今天神户市西部的老城区、神户市作为其首府的县，均以“兵库”为名。

神户如今的城市中心，是兵库区以东、隔着一条凑川的中央区；而今天天津的市中心，也在海河干道上、位于老城下游的和平区。而这两个如今均以“洋气”著称的区域，昔日都不是宜居之所——和军户、农户同理，因在兵库津外的荒地上兴建了皇家的生田神社，几家“神户”随之前来定居、就业，神户因此得名；而在西洋人的工部局来平地筑路之前，天津老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老城是天津卫仅有的一块风水宝地，再往下游走，就是种什么都活不了的盐碱地。

常言道：风水轮流转。而兴旺了它们的，与其说是风水，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均告失效，神户和天津双双宣布开埠，即从古都的门户变成了世界的窗口。两座城市离车站码头最近的区域，都有着数不过来的罗马柱——作为早期西式大型公建必备的标配，它们的主人无外乎银行、海关和邮政；继续往内陆方向走就是老商业区，且都有始建于“二战”前的大型百货商场领衔。

再远一些，环境一下子幽静下来，两座城市都有一大片令人惊艳的地域——在天津，这个地域叫作五大道；在神户，这个地域叫作北野坂。它们最初的用途，都是西方人为主的高级住宅区，因此从森林古堡到乡间别墅、从古典主义到青春风格，可以见到西方建筑各大流派的争奇斗艳。巧合的是，这两大片“万国建筑博览会”，不少建筑的铭牌上都写着“原外国领事馆”，只是今天神户也好、天津也罢，使领馆都迁往了旁边的城市，空留昔日的华屋大厦在原地自顾自美丽着。

昔日国际都会的海纳百川，除了建筑风格的百花齐放，更体现在人的三教九流、五方杂处上。宗教场所便是其集中反映：“儒道释景回”算得上是中国大城市的标配，而天津不仅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广义基督教的各大流派，甚至还有一座犹太会堂建筑，齐全程度在中国只有上海和哈尔滨堪比。

但别的方面无法以小搏大的神户，在这一领域却堪称“逆袭”了：那座奥斯曼风格的神户清真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了日本第一座清真寺——要知道，日本的本土穆斯林数量可是非常少。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的两座钟楼双峰对峙下，斜十字、六芒星构成第二道天际线——比起天津已经不再作为宗教场所使用的东正教堂和犹太会堂建筑，神户的东正教堂和犹太会堂，如今仍由定居此处的俄侨和犹太人做礼拜和聚会使用。而和斜十字与六芒星几乎等高的，居然还有一头造型逼真的大象——原来，这里竟还有一座来自印度的耆那教神庙。这么多“八仙过海”，居然无一例外都挤在北野坂这片完全靠脚就能走通的巴掌大地盘，并且和本地的佛寺、神社相敬如宾，恐怕这才是最令人啧啧称奇的。

但两个外国人居留区的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相对于老城，天津的五大道在下游的低洼处；而神户的北野坂则在上风口的山坡上，站在这里整个神户一览无余。若是再向高处登上六甲山区的摩耶顶，尽收眼底的就是神户加上大阪两座城市的风光——到夜间，这里便以照明所耗费的总电费按日元计算后被称为“十亿夜景”。

端详地图不难发现：两座城市整体都属于狭长形，前者是沿着海河由西北的上游向着东南方的下游发展，而后者则是在大海和山脉之间由西向东推进。越过最早的老城和近代的外国人居留地，两座友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科技文教区放在开拓于20世纪前半叶的城市新区，甚至连地名都成双配对，一个叫南开，一个叫东滩。

坐落于城东海滩地带的神户大学，在日本仅次于七所旧帝国大学，和一桥大学、东京工大并称“一工神”，排在考生心目中“难关大学”的前十之列。无独有偶，从天津老城以南的开洼地上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也是中国学子心目中的名校。

相似的不仅是学校地理位置和江湖地位，甚至细到王牌学科的分布。作为日本现代经营学的发祥地，神户大学的经济学比肩东大；工科同样实力雄厚，大企业工程师队伍中遍布其毕业生；其中在日本孤独求败的海洋学部，更是直接反哺了神户这座日本的海洋产业中心。而南开大学建校之初也是以经济学立校，曾任该校校长、有“中国经济学之父”之称的何廉，其创立的“南开指数”曾是民国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晴雨表。至于和南开大学一墙之隔、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天津大学，其齐全的工科门类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国民经济领域，其中化学工业更是连清华都要甘拜下风，这也和天津这座中国化工之都的地位完美匹配。

对于天津人而言，读过南开中学的荣耀，绝不亚于读过南开大学。1911年，13岁的周恩来正是在入学天津南开中学时，第一次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毕业后又登上前往神户的轮船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那座已是国保文物的古老校园走出过两位共和国总理和无数知名校友，这样的荣耀在全中国也罕有匹敌者。

而在神户，如果看到去参观学校的旅行团，那多半不是去大学，而是去中学的。“去滩上中学”甚至比去那里上大学，更被视为全神户乃至全日本级别的不可能的任务——那里的两所超级中学，村上春树毕业的公立神户高中在日本排名第五，至于私立六年一贯制的滩中学高中，更是高居全国第一。

所谓“第一”不是什么第三方机构榜单的排名，而是实在的数字衡量出来的：哪怕是普通班，偏差值长年保持在79以上。“偏差值”体现了学业的优异程度，高考时神户大学对这个数字的要求也就是65左右；若达到70，你可以上神户大学最好的专业，或者全国最好的东京大学；到73的话，意味着全国所有大学的所有专业随便你挑。至于79这个恐怖数字，恐怕就不能用简单的“学霸”来形容了。

但当我走在滩校的校园里，却发现它的建筑有些古朴甚至稍显破旧。朋友告诉我，这所学校最初只是由附近几家小酒厂赞助，在当时歧视私立的风气中，一群进不了公立名校的老师和学生创办的——这让我不禁想起电视连续剧《张伯苓》里那句南开学校创办人的著名台词：“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这两座以老工业基地著称的城市，分别沿着各自的发展主轴在向下、向外推，也就是坐落在城市边缘的巨型工业区，那里不乏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巨头，也各自诞生过不少本国的“第一”。但若是沿着时间轨迹反向追溯又会怎样？

答案是除了寻到比老城更早的城市之根，还会收获视觉上的震撼惊喜。古代日本既代表行政区又是官道的畿内道、山阳道和南海道，三股道分道扬镳的地方，在神户市区同时也是阪神平原最西端、和淡路岛隔海相望的舞子。除了一座始建于4世纪、日本古坟时代保存至今最古老、规模也最大的五色冢，更有世界上最长（总长3910米）、最高（主塔293米）的悬索桥——明石海峡大桥，于1998年在那里将昔日的畿内道和南海道第一次零距离相连。

同样是三岔口，天津老城上游、南北运河汇入海河干流的地方，除了是天津的发祥地，和明石海峡大桥一样，也有一座建成运行当年就被探索频道收入“世界伟大工程”之列的超级建筑。那就是世界第二大摩天轮（最高处110米）、也是唯一位于河流桥梁之上的“天津之眼”。最为无巧不成书的是，中日这两座“世界伟大工程”居然有着同样不幸的都市传说：方圆几十公里的壮美风景虽难得，但情侣请勿同时登上游览，否则就会分手！

• 向高处登上六甲山区的摩耶顶，尽收眼底的就是神户加上大阪两座城市的风光——到夜间，这里便以照明所耗费的总电费按日元计算后被称为“十亿夜景”。

• 越过最古早的老城和近代的外国人居留地，两座友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科技文教区放在了开拓于20世纪前半叶的城市新区，甚至连地名都成双配对，一个叫南开，一个叫东滩。

见日本朋友还不服气，我连忙摆事实讲道理：别说是150万人口的神户，哪怕再加上隔壁大阪的300万人口——那可是日本第二大城市——人口都没到天津的一半；再看神户和大阪的距离，就以连接两城市中心的神户三宫站到大阪梅田站的阪神电铁为例，满打满算也就32公里；而连接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的天津地铁9号线，总长度就超过了52公里。

别看格局要小很多，但神户和天津之间，不仅是地理位置，以及由此所导致的最初开发历史，甚至就连后世的城市发展走向都高度相似：因为北京在金、元两朝连续确立了首都地位，其东南方向、海河水系交汇处的水陆码头、河海门户，便先后设立了直沽寨、海津镇，均是出于军事目的；而到了明朝，这一“天子津渡”更是在永乐夺位迁都中立下大功，从此，留下天津卫的大名。

无独有偶，在日本，源氏定都京都之后的千年时间，作为畿内通往西海道（相当于今九州地方）、南海道（包含今四国地方）、山阳道（包含今中国地方）等西半个日本的“兵家必争之宝库”，日后神户城市的雏形——兵库津诞生。今天神户市西部的老城区、神户市作为其首府的县，均以“兵库”为名。

神户如今的城市中心，是兵库区以东、隔着一条凑川的中央区；而今天天津的市中心，也在海河干道上、位于老城下游的和平区。而这两个如今均以“洋气”著称的区域，昔日都不是宜居之所——和军户、农户同理，因在兵库津外的荒地上兴建了皇家的生田神社，几家“神户”随之前来定居、就业，神户因此得名；而在西洋人的工部局来平地筑路之前，天津老城里的人们都知道：老城是天津卫仅有的一块风水宝地，再往下游走，就是种什么都活不了的盐碱地。

常言道：风水轮流转。而兴旺了它们的，与其说是风水，不如说是历史的选择。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均告失效，神户和天津双双宣布开埠，即从古都的门户变成了世界的窗口。两座城市离车站码头最近的区域，都有着数不过来的罗马柱——作为早期西式大型公建必备的标配，它们的主人无外乎银行、海关和邮政；继续往内陆方向走就是老商业区，且都有始建于“二战”前的大型百货商场领衔。

再远一些，环境一下子幽静下来，两座城市都有一大片令人惊艳的地域——在天津，这个地域叫作五大道；在神户，这个地域叫作北野坂。它们最初的用途，都是西方人为主的高级住宅区，因此从森林古堡到乡间别墅、从古典主义到青春风格，可以见到西方建筑各大流派的争奇斗艳。巧合的是，这两大片“万国建筑博览会”，不少建筑的铭牌上都写着“原外国领事馆”，只是今天神户也好、天津也罢，使领馆都迁往了旁边的城市，空留昔日的华屋大厦在原地自顾自美丽着。

昔日国际都会的海纳百川，除了建筑风格的百花齐放，更体现在人的三教九流、五方杂处上。宗教场所便是其集中反映：“儒道释景回”算得上是中国大城市的标配，而天津不仅有伊斯兰教的清真寺，还有广义基督教的各大流派，甚至还有一座犹太会堂建筑，齐全程度在中国只有上海和哈尔滨堪比。

但别的方面无法以小搏大的神户，在这一领域却堪称“逆袭”了：那座奥斯曼风格的神户清真寺，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成了日本第一座清真寺——要知道，日本的本土穆斯林数量可是非常少。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的两座钟楼双峰对峙下，斜十字、六芒星构成第二道天际线——比起天津已经不再作为宗教场所使用的东正教堂和犹太会堂建筑，神户的东正教堂和犹太会堂，如今仍由定居此处的俄侨和犹太人做礼拜和聚会使用。而和斜十字与六芒星几乎等高的，居然还有一头造型逼真的大象——原来，这里竟还有一座来自印度的耆那教神庙。这么多“八仙过海”，居然无一例外都挤在北野坂这片完全靠脚就能走通的巴掌大地盘，并且和本地的佛寺、神社相敬如宾，恐怕这才是最令人啧啧称奇的。

但两个外国人居留区的不同之处也显而易见：相对于老城，天津的五大道在下游的低洼处；而神户的北野坂则在上风口的山坡上，站在这里整个神户一览无余。若是再向高处登上六甲山区的摩耶顶，尽收眼底的就是神户加上大阪两座城市的风光——到夜间，这里便以照明所耗费的总电费按日元计算后被称为“十亿夜景”。

端详地图不难发现：两座城市整体都属于狭长形，前者是沿着海河由西北的上游向着东南方的下游发展，而后者则是在大海和山脉之间由西向东推进。越过最早的老城和近代的外国人居留地，两座友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将自己的科技文教区放在开拓于20世纪前半叶的城市新区，甚至连地名都成双配对，一个叫南开，一个叫东滩。

坐落于城东海滩地带的神户大学，在日本仅次于七所旧帝国大学，和一桥大学、东京工大并称“一工神”，排在考生心目中“难关大学”的前十之列。无独有偶，从天津老城以南的开洼地上从无到有、白手起家的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也是中国学子心目中的名校。

相似的不仅是学校地理位置和江湖地位，甚至细到王牌学科的分布。作为日本现代经营学的发祥地，神户大学的经济学比肩东大；工科同样实力雄厚，大企业工程师队伍中遍布其毕业生；其中在日本孤独求败的海洋学部，更是直接反哺了神户这座日本的海洋产业中心。而南开大学建校之初也是以经济学立校，曾任该校校长、有“中国经济学之父”之称的何廉，其创立的“南开指数”曾是民国时代最重要的经济晴雨表。至于和南开大学一墙之隔、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的天津大学，其齐全的工科门类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国民经济领域，其中化学工业更是连清华都要甘拜下风，这也和天津这座中国化工之都的地位完美匹配。

对于天津人而言，读过南开中学的荣耀，绝不亚于读过南开大学。1911年，13岁的周恩来正是在入学天津南开中学时，第一次喊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毕业后又登上前往神户的轮船寻找救亡图存的真理。那座已是国保文物的古老校园走出过两位共和国总理和无数知名校友，这样的荣耀在全中国也罕有匹敌者。

而在神户，如果看到去参观学校的旅行团，那多半不是去大学，而是去中学的。“去滩上中学”甚至比去那里上大学，更被视为全神户乃至全日本级别的不可能的任务——那里的两所超级中学，村上春树毕业的公立神户高中在日本排名第五，至于私立六年一贯制的滩中学高中，更是高居全国第一。

所谓“第一”不是什么第三方机构榜单的排名，而是实在的数字衡量出来的：哪怕是普通班，偏差值长年保持在79以上。“偏差值”体现了学业的优异程度，高考时神户大学对这个数字的要求也就是65左右；若达到70，你可以上神户大学最好的专业，或者全国最好的东京大学；到73的话，意味着全国所有大学的所有专业随便你挑。至于79这个恐怖数字，恐怕就不能用简单的“学霸”来形容了。

但当我走在滩校的校园里，却发现它的建筑有些古朴甚至稍显破旧。朋友告诉我，这所学校最初只是由附近几家小酒厂赞助，在当时歧视私立的风气中，一群进不了公立名校的老师和学生创办的——这让我不禁想起电视连续剧《张伯苓》里那句南开学校创办人的著名台词：“南开南开，越难越开。” 

这两座以老工业基地著称的城市，分别沿着各自的发展主轴在向下、向外推，也就是坐落在城市边缘的巨型工业区，那里不乏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巨头，也各自诞生过不少本国的“第一”。但若是沿着时间轨迹反向追溯又会怎样？

答案是除了寻到比老城更早的城市之根，还会收获视觉上的震撼惊喜。古代日本既代表行政区又是官道的畿内道、山阳道和南海道，三股道分道扬镳的地方，在神户市区同时也是阪神平原最西端、和淡路岛隔海相望的舞子。除了一座始建于4世纪、日本古坟时代保存至今最古老、规模也最大的五色冢，更有世界上最长（总长3910米）、最高（主塔293米）的悬索桥——明石海峡大桥，于1998年在那里将昔日的畿内道和南海道第一次零距离相连。

同样是三岔口，天津老城上游、南北运河汇入海河干流的地方，除了是天津的发祥地，和明石海峡大桥一样，也有一座建成运行当年就被探索频道收入“世界伟大工程”之列的超级建筑。那就是世界第二大摩天轮（最高处110米）、也是唯一位于河流桥梁之上的“天津之眼”。最为无巧不成书的是，中日这两座“世界伟大工程”居然有着同样不幸的都市传说：方圆几十公里的壮美风景虽难得，但情侣请勿同时登上游览，否则就会分手！

美食之味与文艺之心

在学校旁边的食堂，我仿着学生们的样子，点了个最受欢迎的天津饭，随后还没忘记拍了张照发朋友圈，事后发现留言的全是天津朋友：“我在天津活这么大，咋没吃过这个饭呢？”“别说，这勾芡的手法看着像锅塌，菜码像八珍，倒的确很天津。”

虽然和扬州炒饭不同，天津并没有一道以城市命名的饭食，但所谓“天津饭”也并非日本人胡编乱造。相传，当年在汉堡开往纽约的轮船上，德国移民本着“有条件讲究、没条件将就”的精神，发明了“汉堡包”这道风靡世界的快餐，天津饭也有着非常类似的来历：乘轮船从天津抵达神户的国人同胞，把炒饭、摊鸡蛋和海鲜、蔬菜等食材来了个一锅烩，制成了一道创新美食。如今的天津饭又根据日本人的口味做了改良，已经成了日本中华料理的代表菜式。而我之所以没点更实惠的套餐，是因为作为中国人，有点实在无法接受日本人把这饭就着饺子吃的“标准吃法”。

对于另一种风靡中日两国的平民食物，神户人则执拗地坚持自己才是标准：虽然作为岛国的日本，各地都盛产章鱼，也都有自己配方不同的章鱼烧，但公认以出自神户明石海峡附近的明石烧最为正宗。当地人对待章鱼烧的认真劲儿与天津人替煎饼果子制定技术规范如出一辙。

可坚持“卫道”的老天津卫也许忘了一点：正如煎饼果子是山东的煎饼和江南的油条在天津码头胜利会师的产物，所谓“正宗天津味道”，其实无非是南北交融乃至中西合璧。天津中餐馆宴客的席面菜，必不可少的黑蒜子牛肉粒、茄汁焅大虾、烧牛舌尾，都来自那些年西餐对舌尖的潜移默化。而多年来，俄罗斯的芭蕾舞团对前往天津巡演总是情有独钟，散戏后哪怕只是路边摊上番茄洋葱土豆口味的砂锅牛肉，也总是能让“天鹅们”完全不用再拿胃口思乡。    

这让我突然想到一件事：还没在神户吃西餐，岂不是等于没来过神户？算了算，预算中还有两餐正餐的份额，我决定先体验下当地人从小吃到大的“洋气的假西餐”。从当地老大爷那里

打听好之后，果然顺利地在北野坂附近找到了一家建于大正时代的老牌西餐厅。正如确认天津的本土西餐厅水准的，是从20世纪初开始就一成不变的白色瓶插假花一样，鉴别神户的西餐厅是“二战”之前的“老底子”还是新兴的“暴发户”，靠的是红白格子桌布这一仪式性的装饰。前菜土豆沙拉、主菜法式炖牛舌尾，明显和天津吃的时候一样，估计是考虑了东方人普遍不那么发达的犬齿。

吃到七分饱，放下比我岁数还大的咖啡杯，叉起一角裱花奶油蛋糕，有一瞬间，我差点以为抬头就能看到天津犹太会堂旧址和音乐厅的两座尖顶——和二者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就是中国现存最老的西餐厅起士林。因为电影《师父》提到“起士林的餐前面包，没人能吃第五个”，曾经搞得全中国的大胃王都想去挑战一下，直到被告知“现在这可不免费”才纷纷作罢。

回国前的最后一餐也还是选在了北野坂。听到咖啡馆的法国老板兼主厨地道的巴黎口音，我决定点一份久违了的三分熟牛排，搭配木村拓哉在《东京大饭店》中代言过的那款日本产红酒，结果果然不负所望。

酒足饭饱，了解到老板居然在神户定居近二十年，还娶了日本太太，我不禁提问：作为对吃最挑剔的法国人，就算您的心不想家，难道胃也不想么？这位老哥先是乐不思蜀地摇头说“いえ（日语：不 ）”又连连点头“Bien sûr（法语：当然）！”他的解释是，正因为他是对吃最挑剔的法国人，所以才不想家：神户北部的山区出产全世界品质最高的牛肉，往南走，除了各种海鲜，过海的淡路岛是日本生态农业最大的一片净土，能提供厨师需要的各类顶级食材。

这一点上，号称“卫嘴子”的天津，还真不愧和神户是一对好搭档。作为中国北方除北京外最大的移民城市，天津都市农业的传统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军屯”。除了和小站练兵相伴相生的小站稻米，稻田里的河蟹也催生了传统天津菜里那道著名的紫蟹银鱼火锅。哪怕是萝卜白菜这些貌似最简单的食材，也有“卫青”萝卜，“津白”白菜，后者经过腌制还输出南洋，成为著名的“天津冬菜”。

最证明港口血统的，要数那句“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的生活哲学。渤海湾的淤泥对于海运是敌人，但对于鱼虾却是让其肥美的温床，除了天津人偏爱的“本地带鱼、本地皮皮虾”，最神乎其神的，要数传说中的天津对虾，有资格称得上这四个字的，一只起码要一尺长。至于为什么说是传说中，只因为虾卵必须在海河入海口淡咸水交替的环境产下并发育，然后游出渤海、黄海直到韩国、日本海域，最后回到它生命的起点。以今天的生态环境，就算能吃到也是天价。而我认识的美食家里，以相对平价吃到过天津对虾的，最年轻的如今也已经五十开外了。

开餐厅的法国老哥最后补充了一句，他之所以选择神户，而不是隔壁更便利的大阪，也是因为“这里生活节奏不像大阪那么快，除了过于干净了这一点日本的‘通病’外，跟欧洲没什么不同。”这话好像在哪里听过……我想起来了，曾有调到北京的外籍高管抱怨：从前在天津的时候，我可是基本到点儿就下班的。大阪和神户节奏的对比，也的确像极了一个时区之隔的北京和天津。而生活节奏慢下来的不只是打工人，也包括店家——比起到后半夜也能随便找到吃喝玩乐去处的大阪或北京，天津和神户过了晚上10点，街道明显都要清静许多——不爱加班、早早收摊，这倒的确是慢节奏欧洲城市生活状态的常态。

只知道吃喝，那不叫真正的乐活。天津人也好，神户人也罢，除了会吃也一样以会玩著称。这一点，离不开作为码头城市得外来风气之先的天时地利。中国现代戏剧的发祥地，正是前文提到的天津南开学校，学校剧社曾有三位著名成员：除了周恩来总理，第二位姓万，后来有个广为人知的笔名叫做曹禺，成了著名现代剧作家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首任院长；第三位叫黄宗江，是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知名编剧。

而神户的文化名人，同样绝非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将外来的营养为自身化用。作家陈舜臣就是在神户港旁边、自家海外贸易商社楼上的书房里，进出码头的汽笛声中，打下了“双脚踏中西文字、一心作宇宙文章”的底子，开创大历史全体裁写作的先河，终成为一代日本华裔文化巨人。作为战后婴儿潮产物的村上春树原本是京都人，他的世界级作家成长之路，大概也多亏了中学时在神户贪婪吸收的从英语严肃文学到爵士乐在内的外来养分吧。

对外来事物的兼收并蓄，除激发了精英们发挥聪明才智、主导时代风潮，也让下里巴人在潜移默化中养成了欣赏习惯。而大时代的兴衰荣辱，更培育了码头文化中乐天达观、善于自我解嘲的城市性格。这也就难怪，相声和漫才这中日两种语言的幽默艺术，分别以北京和大阪为公认的发源地，却以天津和神户的艺人为马首是瞻。

不仅是幽默表演，其实像本土的戏曲和舶来的电影、戏剧和魔术等原本并不高贵的艺术形式，在两个国家、两座城市最早落地生根的地方，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老城和租界之间的狭小夹缝地带，只因“本国官府不爱管、洋大人管不着”。神户的新开地曾与东京的浅草并称日本东西两大游乐胜地，可是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让这里遭受了彻底破坏。如今在地震废墟上建起的神户艺术村中心，每晚上演的漫才居然有了包括西班牙语在内的多语种演出。而相声泰斗马三立的铜像，则立在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天津南市核心地带；准确地说，是他昔日读书和工作过的地方——他身后的大楼，左手边属于他的母校，右半部则是一座中华曲苑。

这样的余音绕梁、笙歌不绝，也许正是个极为现实的隐喻：曾经有的，由于各种原因散了，别急、别怕，只要底子和心气还在，早晚还有的回来。小到一场戏，大到一座城，其实都是一样的理儿。

• 开餐厅的法国老哥最后补充了一句，他之所以选择神户，而不是隔壁更便利的大阪，也是因为“这里生活节奏不像大阪那么快，除了过于干净了这一点日本的‘通病’外，跟欧洲没什么不同。”

• 天津都市农业的传统要追溯到几百年前的“军屯”。除了和小站练兵相伴相生的小站稻米，稻田里的河蟹也催生了传统天津菜里那道著名的紫蟹银鱼火锅。

• 这样的余音绕梁、笙歌不绝，也许正是个极为现实的隐喻：曾经有的，由于各种原因散了，别急、别怕，只要底子和心气还在，早晚还有的回来。小到一场戏，大到一座城，其实都是一样的理儿。